德艺互动：苏轼与欧阳修对杨凝式书法评价差异分析

来源：书画世界2025年8月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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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内容提要：杨凝式作为五代书家之首，是由唐入宋的关键人物。然而，欧阳修在其著作中对杨凝式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与其门生苏轼在《东坡题跋》中对杨凝式的高度推崇形成鲜明对比。欧阳修作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推崇以“忠义”为核心的书法评价标准，强调书法背后所体现的高尚人格与道德风范；而苏轼则注重书法作品的抒情性与创造性，秉持以“意趣”为核心的超越性审美标准，追求在书法中领悟和表达潇洒自由的精神境界。通过对比研究二人对杨凝式书法的评价差异，可以窥见其不同的艺术追求及对“德”与“艺”关系的不同诠释。

　　关键词：杨凝式；欧阳修；苏轼；忠义；尚意；德艺观

　　杨凝式（873—954），字景度，号虚白。他在唐末生活了30余年，又历任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屡因心疾（或称“佯狂”）而辞官，时人称之为“杨风子”。在五代极为混乱的时期，唐代书法的盛况不复存在，而杨凝式作为五代书家之首、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1]，其书法深刻影响了北宋以来书家的书写表达。北宋书家将其与颜真卿并提，有“颜杨”之谓。

　　宋代文献中，最早关于杨凝式的史传见于《旧五代史·周书·杨凝式传》。此传约撰于杨凝式卒后20年，传中称杨凝式“体虽蕞眇，而精神颖悟，富有文藻，大为时辈所推”[2]，塑造了一个思想深邃、文采斐然，深受时人推重的文人形象。该传还特辟专栏，以400余字的篇幅系统梳理其生平事迹与仕宦轨迹，显示了史家对杨凝式的高度重视。与之相比，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关于杨凝式的记载则大幅删减，仅以30余字附于其父杨涉传略之下，对杨凝式持客观甚至略显冷淡的态度。

　　而欧阳修的门生苏轼对杨凝式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他称赞杨凝式为“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3]2187，并坦言自己取法于杨凝式。

　　为何欧阳修与苏轼对杨凝式书法的评价差异如此巨大？两者各自运用了什么评价标准？

　　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必须讨论北宋初期推崇颜书的巨大影响，并将其置于颜真卿书风典范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

一、欧阳修以“忠义”为核心的评价标准

　　论及欧阳修对书学的重视，不得不提及其与学者石介之间的德艺之辩。这场辩论缘起于欧阳修看到石介的笔迹后，写信称其书迹“骇然不可识”，认为其“特欲与世异”[4]991-992，非君子所为。石介反驳，认为书“能传圣人之道足矣，奚必古有法乎？”[5]。他主张书艺不必拘泥古法，反对过度追求形式美感。这是因为石介作为北宋道学的先驱之一，秉持儒家道统使命，认为修德不应耽于技艺，主张以道德凌驾于书法之上，将德与艺截然分开。

　　欧阳修与石介同样推崇韩、柳儒学，亦视书学为“末事”，但他强调书写应有“常法”[4]993。他认为书艺是道德的外在表现之一，书法之“礼”对应儒家之“礼”。他将书学与饮食礼仪作比，认为书写应当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4]993般遵循规范。由此可见，若书法失去法度，不重形式规范，便失却了“礼仪”，有违儒家君子之风。换言之，道德品行是书写形式规范的内在根源，其逻辑在于：书如其人，人品不端则书不正，书以人重。由此，颜真卿以其高尚人品、端正书品，尤其是其“忠义”人格魅力，成为欧阳修书法品评中的最高典范。

　　在《集古录跋尾》（图1）中，欧阳修辑录了颜真卿21件碑帖并作详细题跋。他认为颜真卿本人具“忠义之节”，将其书法（图2）比作“忠臣烈士”“道德君子”[4]2259。欧阳修将书法品格与“忠义”人格紧密相连，甚至强调“不待其书然后不朽”[4]2259，即使颜公书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4]1970，指出颜真卿的永恒价值，既源于其书法艺术的登峰造极，更因其笔墨间彰显的高尚人格精神。

　　在此书学品评标准下反观杨凝式，他在欧阳修眼中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物：一方面，杨凝式直言谏父符合欧阳修推崇的道德观念，“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4]1970；另一方面，杨凝式以心疾避世，并历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这显然与欧阳修推崇的“忠义”观不符。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评价道：

　　子凝式，有文词，善笔札，历事梁、唐、晋、汉、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阳，官至太子太保。[6]

　　在简短的描述中，欧阳修有意将杨凝式历仕的五代一一罗列，凸显其缺乏忠义品节的特点。然而，他在书学著作《集古录》中又不得不承认杨氏书学地位居五代之首的事实：

　　而五代之际有杨少师，建隆以后称李西台，二人者笔法不同，而书名皆为一时之绝，故并录于此。[4]2321

　　可见虽然欧阳修对杨凝式书法造诣及其在五代书史中的地位有明确且清晰的认知，但这与其以极大热忱搜集唐人文献并标举颜真卿书风的行为形成鲜明反差。

　　因此，欧阳修对杨凝式的评价充满矛盾：在书写技法层面，面对这位备受推崇的书法大家，不得不予以肯定；在道德品节层面，又认为杨氏的行止、履历不符合其以“忠义”为核心的书学评价标准。

　　总之，欧阳修在继承唐代儒学复兴思想的同时，对道德和书学有着并重的追求。但书学作为“末事”或“小艺”被看重，并非因其自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因其可作为儒家礼仪的再现和道德修养的载体。

二、苏轼推崇以“意趣”核心的超越性审美标准

　　作为欧阳修的门生，苏轼在书法品评中常延续“以人论书”的传统。他称欧阳修书法为“学者所共仪刑”[3]2187，认为其道德品格赋予笔墨超越技艺的精神价值，并指出后人观欧阳修墨迹“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3]2185。苏轼通过这一描述，生动展现了欣赏者以书法为媒介与创作者进行精神交流的过程，凸显了欧阳修深厚的内在修养与从容优雅的气度。

　　虽然苏轼与欧阳修的品评方式存在承续关系，都呈现了“以人论书”的特征，但苏轼更注重创作者器识修养与意趣情调的呈现。在评价颜真卿书法时，苏轼并未如欧阳修般仅强调“忠义”象征，而是如他在《题鲁公帖》中所言：

　　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3]2177

　　在这段文字中，苏轼质疑将书法与人品简单对应的伦理评价模式，指出这种关联多源于观者的主观情感投射，存在认知偏见。他认为书法除工拙之别外，核心价值在于“趣味”——书法作品流露的气质、风格与精神内涵。因此，他通过研习颜真卿的书法，不仅领悟其为人品格，更感受到颜真卿特有的风采气度与艺术魅力。简单来说，“为人”强调的是伦理层面；而“风采”则是指书写者的器识风度，即从字画中体悟到的精神气度。这种对器识风度的重视，推动了苏轼对欧阳修“意”论的深化发展。

　　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晋王献之法帖》中提出“作书不用意”之说，强调书法应顺应自然，不能刻意为之，“初非用意”便可百态横生[4]2164。他主张“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遗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4]2315，即学习书法应在练习中掌握“度”，通过理解古人作品把握精神内涵，反对过度追求形式而忽视书法之本质的创作方式。他对“意”的理解深刻影响了苏轼，苏轼曾言：

　　学书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格。[7]

　　苏轼认为“形”是外在表象，临摹仅能得其“形”；“神”则是内在本质，须通过细读古书“取其意气所到”“得其意思所在”[3]2215，即领悟作品蕴含的精神意趣。这种领悟能力须以深厚的学识修养与道德修养为基础，故苏轼高度重视学养积累，他曾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8]543——唯有经过学识的淬炼，方能明辨是非、开阔胸襟；在此基础上，方能真正通晓书法要义，进而推陈出新，形成自家面貌，由此达到“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3]2183的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境界，使书写成为内心的自然流露。这正是苏轼的书学之道。

图1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严耕望编，艺文印书馆刊印）卷八书影

图2　颜真卿　颜勤礼碑（拓片局部）

　　自然书写，即“无意于书”之书，便成为直达心意、抒写襟怀之物。以自然书写为核心的意趣作为评价标准，苏轼不吝对杨凝式“得心应手”创作状态的赞美，并自称学书“稍得意似杨风子”[3]2179。

　　史料载杨凝式擅借寺观墙壁等开放的公共空间即兴创作，其提笔挥毫时摆脱了案牍束缚，情感随身体律动与文思迸发自然流淌于壁间。正如其在洛阳华严院的墙壁上所题：

　　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自然知了义，争肯学神仙。[9]

图3　苏轼　李太白仙诗卷

图4　杨凝式　韭花帖

图5　石介德艺观

图6　欧阳修德艺观

图7　苏轼德艺观

　　杨凝式作品中展现的超脱法度、萧散飘逸的特质，尤其是宽博圆厚又不拘细节的洒脱气韵，正契合苏轼对“意趣”的超越性审美追求。这种审美标准突破形式桎梏，将书法升华为精神境界的外化表征。

三、德艺互动：苏轼与欧阳修的评价标准分析

　　欧阳修与苏轼对杨凝式书法的不同理解，源于二人对书学评价标准的差异，其背后蕴含着两人对德艺关系的不同阐释。将石介、欧阳修与苏轼的德艺观进行直观对比，大致如下图所示：

　　石介（图5）将德与艺完全割裂，认为二者毫不相关，道德远胜于书艺，人们只须注重道德修养，书艺可以被忽略。

　　欧阳修（图6）认为德与艺可以共存，但将道德置于首位，将艺置于次要地位，认为修习书艺可以体现道德，道德是外显之物。他以其高尚道德标准评书，实践了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理念。因此，尽管欧阳修对书法颇有兴趣并有一定造诣，但其核心身份是政治家、思想家，而非书法家。他所坚守的是儒家道德理念，儒家的德艺观贯穿其书法评价标准。故其在评价杨凝式书法时，将“忠义”作为首要标准，逐渐偏离作品本身。即使杨凝式书学成就极高，其生活经历却与“忠义”品质存在争议。依据欧阳修“人品先于书品”“德先艺后”的标准，其评价便存在局限性。

　　反观苏轼（图7），其德艺观则更为多元，不再以儒家伦理为唯一标准，而增加了具有审美超越性的意趣标准，重视书法的抒情性与创造性。若说欧阳修重德轻艺，苏轼则呈现出德艺并重的倾向，且其“德”的内涵已超越伦理善恶，拓展至心性风度与器识修养。因此，苏轼能理解杨凝式题壁书中自由书写对心性的阐释，感受其“以心游艺”的情感表达，进而不吝师法杨凝式，并将杨凝式书法推举至极高地位。

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与欧阳修对杨凝式书法评价的差异，源于二人采用了不同类型的评价标准：欧阳修推崇以儒家“忠义”为核心的伦理评价标准，德重于艺；苏轼则推崇以“意趣”为核心的超越性审美标准，德艺互生。前者立足于善，后者立足于美。欧阳修持守“道德伦理本位”的品评传统，苏轼则开创“人文审美向度”的阐释路径。二者的差异体现了宋代儒学观念对艺术观念的影响与突破。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8]236、黄庭坚的“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10]均将书法意趣的审美价值推向高峰。这种将人格修养转化为审美境界的批评标准，为米芾“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11]252、“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11]255指引了方向，为宋代“尚意书风”奠定了基础，并深刻影响后世文人艺术的写意发展。

参考文献

　　[1]台静农. 台静农论文集[G].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61.

　　[2]薛居正，等. 旧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1683.

　　[3]苏轼. 苏轼文集[M]. 茅维，编.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李逸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1.

　　[5]石介. 徂徕石先生文集[M]. 陈植锷，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4：176.

　　[6]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徐无党，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4：377.

　　[7]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M]. 影印本. 上海：涵芬楼，1919：901.

　　[8]苏轼. 苏轼诗集[M]. 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2.

　　[9]杨凝式. 题壁[M]//中华书局编辑部. 全唐诗：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9：8299.

　　[10]黄庭坚. 山谷题跋[M]//苏颂. 丛书集成初编：魏公题跋：及其他一种. 北京：中华书局，1985：46.

　　[11]米芾. 书史[M]//卢辅圣. 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策划、组稿、责编：金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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