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慧安（1833—1911），字吉生，号清溪樵子、退一老人等，上海宝山高桥镇（今属上海浦东）人，是晚清海派画坛早期发展的关键人物，为海派绘画的早期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他的艺术实践对中国传统绘画在近代社会语境中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海派绘画作为传统中国画向近代艺术过渡的关键流派，在艺术题材、表现技法与文化立场等方面均体现出深刻变革。作为早期海派名家，钱慧安的绘画作品及画稿不仅展现了其独特的个人艺术风貌，也为研究晚清以来绘画的风格演进与社会文化转向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其画稿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创作构思的多重来源——对传统笔墨精神的继承与转化、对民间年画形式与题材的汲取与发扬，以及对西方视觉艺术观念的潜在借鉴，反映出晚清艺术家面对多元文化冲击的回应与整合。

　　目前，中国美术馆藏有大量钱慧安画稿，这批画稿成为构成系统研究其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选取其1873年至1892年间的代表性画稿（图1—图8）进行分析，这一时间段涵盖了其艺术创作的重要发展阶段：从上海画坛初露锋芒的上升期，到逐步走向风格成熟、确立个人艺术面貌的鼎盛期，直至艺术生涯后期的过渡阶段。对不同时期钱慧安画稿的梳理与比较，可更清晰地揭示其艺术风格的演变轨迹、题材选择的转变，以及其创作理念与时代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师法方面，从1873年至1885年，钱慧安的画稿题跋中频繁出现“仿新罗山人”（新罗山人即华喦）、“仿玉壶山人”（玉壶山人即改琦），显示出这一时期他在较大程度上汲取了当时画坛主流推崇的人物画艺术风格。华喦与改琦皆以人物画见长，画风明丽雅致，对钱慧安追求精工细密的画风影响显著。然而，1885年至1892年间，钱慧安的画稿题跋中多次出现“仿白阳山人”（白阳山人即陈淳），这表明其对前人取法风格发生了转变。陈淳的写意花鸟画笔墨潇洒放纵，为钱慧安的艺术探索提供了新的参照。钱慧安的这一转变在其画稿中多有体现。

　　在造型方面，其前期画稿中的人物多采用传统的“钉头鼠尾”描（传统十八描之一）表现，衣纹规整、造型工致；后期线条趋于松动，衣纹笔法更为奔放，笔力遒劲且有书写意味。尽管尚未完全摆脱传统仕女画范式的束缚，但已然显现出其突破既有框架、追求形象个性化与情感化的意图。人物的面貌与神态也由程式化构造向追求真实感转变，呈现出更强烈的观察力与表现力。他借鉴西画技巧，在线条勾摹后略施渲染，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

　　在构图方面，钱慧安前期画稿的画面空间组织较为平面化，多为线性展开。而在1875年左右所作的一幅画稿中，画面左侧墙面处有一个未完成的女性头像，似为原拟增添的侍女人物，却最终未完成，留下了明显的构图调整痕迹。这一“残笔”的存在，恰恰反映出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犹疑与尝试，也揭示了其在视觉空间处理上的探索意图。至中后期，其画稿的画面逐渐呈现出更强的透视意识与景深营造能力，这显然得益于西画的透视观念，前、中、远三景的层次逐渐明晰，画面节奏更富变化。

　　钱慧安大多数画稿以人物形象为表现主体，动物元素多为辅助性存在，服务于特定的情境营造或作为叙事内容补充。然而，与其人物画大多遵循当时流行的传统创作范式不同，钱慧安笔下的动物形象明显更具生命力与真实感。他对动物结构、比例、动势等方面的描绘趋于准确与科学，显示出扎实的写实功底。在为数不多以动物为主体的画稿中，《双鱼双猫》（图4）显得尤为 特别。

　　《双鱼双猫》画稿的画面左上方留有大片空白，使观者视线自然聚集于右侧区域的双鱼双猫。两只猫形态各异、结构严谨、神态逼真，既表现出对水中游动金鱼的好奇，又带有一丝警觉与戒备，情绪刻画细腻入微；两条金鱼穿行于水草之间，动态流畅，极富生机。整体画面在透视关系的处理上亦相当接近现实生活中的视觉经验，反映出画家对自然的深入观察与扎实功力。

　　然而，尽管在局部表现上追求写实，但该作品在整体比例关系上仍显不协调：猫与鱼的相对尺寸存在夸张处理，导致画面略显纷乱，缺乏明确的视觉层次与主次关系。这种比例失衡可能并非技法上的失误，而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的构图实验，即尝试突破传统画稿范式，探索个人绘画语言与视觉表现力。

　　总体而言，《双鱼双猫》画稿可被视为钱慧安艺术实践中一次具有探索意义的尝试，显示出他在传统范式框架内追求写实精神与个人风格转换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形象刻画的准确性上，也体现在构图逻辑与审美取向的微妙变化中。

　　尽管美术史上对钱慧安的“仿古”风格评价往往贬多于褒（如叶浅予曾批评其未能完全摆脱“套路”），然而若深入审视其大量画稿，却不难发现其中所展现出的笔墨功力与神韵表达，远较部分已完成的作品更为丰富和生动。这一反差，或许正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知钱慧安的契机，促使我们寻求更加全面、立体的理解与评价。尤其那些带有修改痕迹的画稿，透露出其创作过程中视觉经验与艺术观念的演变，比最终呈现的完整作品更有可供咀嚼和回味的空间。

　　艺术创作深受时代语境制约。清末以降，上海作为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商业都市，见证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而这一阶层成为艺术消费的重要主体。同时，传统封建制度在政治与文化层面依然有着深远影响，西方艺术的输入也对本土绘画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这一多重张力交织的背景下，钱慧安在艺术追求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求平衡。他在创作中融入其家国情怀与社会意识，持续从传统中汲取资源，并予以个人化的转化与重构，从而开创出一种既延续文人画精神内核又契合市民审美趣味的新型绘画范式。在画稿中尤其可见其笔墨实验与神韵经营的交错。这些未完全完成的画稿，反而更直接地反映出他在形式与意蕴之间的反复斟酌。其最终形成的绘画面貌，既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亦凝聚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可视为晚清海派画家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融合所做出的探索和回应。

　　策划、组稿、责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