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是我国的思想文化十分活跃的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与士人兴学改变了西周时代“学在官府”的局面。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文化与学术下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各国纷纷招贤纳士进而建立自己的学术中心。一方面，战国中晚期士人抄写典籍成了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促使战国简牍书法一度出现异常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由于大量法律文书的颁布，一批官吏积极地参与到这场浩浩荡荡的书写运动中去，人们对墨的需求量也大大地增加了。

　　中国制墨的历史悠久，但古代典籍中关于墨的起源的记载很少。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帝乙、帝辛时期的一块陶片，上有用墨书写的“祀”字[1]（图1）。此为个例，尚不足以说明当时用墨为普遍现象。近代学者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一书中指出：“至周之季年，则有墨书。”[2]20世纪以来，诸多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毛笔、简牍与墨的实物，充分说明用笔、墨书写文字和绘制图案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其中的墨书文字是研究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材料之一。

一、早期日常书写用墨的文献记载

　　传世文献中最早对墨有确切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管子·霸形》篇，其中称齐桓公“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3]。另有《周礼·秋官·司约》曰：“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凡是诸侯之间订立的契约券书，要雕刻在宗庙的祭祀器物上；百姓之间订立的契约券书，要刻写在竹简木板 上[4]。《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记载周武王即位，问先王之道，姜尚曰“在丹书”[5]。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墨，书墨也。”[6]我们从这些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日常文字书写是离不开墨的。《韩诗外传》中记载春秋末年晋国周舍对赵简子说：“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7]《庄子·田子方》中云：“宋元君将画图，众使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8]刘绍刚认为，“和墨”说明那时的墨需要用水调和使用[9]277。这是绘画史上最早关于作画用墨的记载，这说明当时对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

二、早期制墨的工艺材料及使用管理

　　先秦时期的书写载体非常丰富，除了兽骨、龟甲、陶器，还有竹简、玉简等大宗材料。春秋时期，重大盟约铸青铜铭文，小的盟约用朱砂书写，今天的考古也出土了用于书写的完整墨块。战国时期则大量使用竹简，原来以铭刻为主的文字传承模式转变为以书写为主的文字传承模式。由此，制墨成为一门新兴的产业，其制作工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国时期，各国重要的法律文献和契约文书通常用丹砂来书写，故称“丹书”。钱存训先生在《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一书中曾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图2），一般分为黑墨和红墨两种，所以典籍中有“墨书”与“丹书”之说。红墨也称“丹砂”或“朱砂”，采用天然矿砂来制作。

　　当时墨的制造离不了制漆的技术，但其原料及方法不同于后世制墨。关于目前发现的古代最早的漆绘实物，有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彩绘描漆小瑟残片和江陵望山一号战国墓出土的彩绘描漆小屏风。战国漆书皆是用石墨制作而成。桂馥在《说文解字义证》中曰：“古者漆书之后，皆用石墨以书，《大戴礼》所谓石墨相著则黑是也。汉以后，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废。”[10]刘绍刚认为，石墨一词，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石墨相著”之“石”似指砚石，“石墨相著”是砚石与墨研磨之意[9]274。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中国墨的历史是按照漆、石墨和烟墨的顺序演变的，如沙畹认为中国文字的书写，是漆书在先，墨书较晚。钱存训对此质疑并认为，漆可能作为制墨的一种原料，偶尔用于在硬体表面书写；漆如用于书写，并非作为主要用品，无任何实物证明漆书之用早于烟墨[11]。刘绍刚关于漆书的观点是，在古汉语中，“漆”可通“墨”，训为“黑”字。所谓漆书，也就是墨书。在秦汉之前，用漆作为墨的黏结剂是很有可能的，并以《墨经》中以漆和墨的记载为证：“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生漆三钱，熟漆二钱，取清汁投胶中打之，匀和之 如法。”[9]279

　　战国时期冶炼铁技术水平提高，采矿业发展迅速，为制墨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近年各地考古出土的战国至秦汉简牍墨色饱和透亮、熠熠如新，证明当时制墨作坊取材也比较方便。古代文献记载，在广东、湖北和河南等地发现有大量黑色矿物可以作为墨的原材料。例如晋人顾微在《广州记》中曾说：“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砚中使。”[12]盛弘之在《荆州记》中亦说：“筑阳县有墨山，山石悉如墨。”[13]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提到，新安（今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和邺（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均产石墨，可用于简牍书写[14]。石墨即黑丹，也可以作为制漆的材料。

　　近几十年来，从战国墓群中发现了大量墨的实物材料，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制墨的认识。例如1954年，湖南长沙杨家湾M6战国楚墓出土一个残篾筐，筐中置满了黑色方泥块[15]，刘绍刚认为这些黑色泥块很有可能就是战国时期可以加水调和使用的墨[9]277。

　　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4号墓中出土墨1块，该墨呈圆柱状，圆径2.1厘米，残长1.2厘米，墨色纯黑。同时出土的还有鹅卵石加工而成的石砚和研墨石各一件，砚面与研墨石面有使用痕迹和墨迹[16]。据此推测，早在秦代就有了成形的墨丸，这些墨丸或许须经过研磨才可以使用。

　　1981年，湖北江陵九店M56号楚墓出土漆墨盒1件，盒内装墨块（图3）若干。最大的一块长2.1厘米，宽1.3厘米，一端经研磨而呈斜面，中部两侧略凹，似为研磨时手捏所致[17]。

　　2000年，湖北荆门左冢M1楚墓出土竹质墨盒1件，盒内盛有大量不成形的碎墨块。此墨盒应为书写使用而制作，使用时可不揭盖，墨用完后可开盖加水泡墨。该墨盒通高9.4厘米，底径6.8厘米[18]。另外，1993年，湖北荆州周家台秦墓除了出土的毛笔（含笔套）、竹墨盒、铁削刀等文房用具，还有墨块[19]。与墨配套的文具也一应俱全，墨的广泛使用为战国时期简牍书写提供了极大方便。

　　战国时期各国制墨应已具备相当大规模，这从大量出土的竹简、木牍、帛书和陶文上的墨迹中可以推断。在《古玺汇编》中有一枚单字玺“墨”（《玺汇》5477），以前专家以为是私玺，后来发现是官玺，是宫廷制墨技师专门的印记，用来封检已制好的墨丸[20]。这说明战国时期在用墨书写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对宫廷中制墨的管理及其形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三、墨色变化在简帛书法中的呈现

　　关于新出土的楚简，目前大多数学者都从章法、结体等方面来分析其艺术风格，简牍上文字墨色的细微之处常被人忽视。墨色变化是中国书法艺术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虽然战国时期制墨的方法与后世不太相同，但是其用墨的道理是一致的。

　　墨的枯润和用笔徐疾是简牍书法形态产生节奏与韵律的外在表现。这在楚国简帛书法作品和秦国简牍书法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例证，如新出土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图4）的笔墨形态变化非常丰富，雄势逸状，异彩纷呈。竖画起笔，笔画粗圆如点漆，自然藏锋，驻笔尖细如横针、悬针，转折处圆润自然，尤可宝贵。按笔之处的墨色黝黑发亮，神采外耀，故流露出一种苍朴的气息。

　　因抄写人不同，在用墨方法上也会有所差异。20世纪4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图5）作于战国中期，墨色有华滋圆润的，也有古朴浑厚的。如“有”“水”“青”“月”“ 墨”“夸”“相”等字结构稳定，墨色饱和，行笔较快，起笔多藏锋，间有逆锋下笔，收笔轻出，可以清晰地看到笔力统摄墨色、技法娴雅的情况。虽然没有像在宣纸上书写那样氤氲淋漓，任情恣性，纵情奔放，但墨色所到处皆有笔锋，铿锵有力，但很少见到尖细的笔画，此当与楚国缣帛的特性有很大关系。另一组文字的墨色则较淡，如“允”“山”“涉”“至”“宵”“入”“会”等字无意于书之工拙，顿挫郁勃，一气呵成，提笔之处的墨色淡雅空灵，有一种清新古逸之韵。

　　上述简帛上文字用墨的丰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战国时期制墨工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四、战国制墨对简帛书法笔法的影响

　　近年来，战国时期楚、秦和晋三地的简牍大量出土及公布，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墨迹材料，为20世纪以来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对书法艺术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弥补了先秦书法史上墨书匮乏的不足，引发了学术界对楚秦简牍书法艺术的关注。战国简牍学，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新课题。古文字学家关注的焦点是战国文字的释读，更多的是从字形结构入手，利用训诂、音韵等方法来考释疑难字词，往往容易忽视用笔带来的书写性差异。这些简牍中既有成长期质朴意简的书法作品，又有成熟期凝重浑穆的书法作品，无疑为笔法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更大的探索空间[21]84。

　　书法的艺术魅力，主要是通过运笔遣墨来表现的，所以历来书法家都十分重视笔法。笔法的变化贯穿于书写操作的一切细微处，同时又隐藏在点画内部，难以窥测。刘纲纪先生在《略谈郭店楚简的书法艺术》一文中指出：“简书是写在竹简光滑的面上的，因此它最能充分地表现出由于写者用笔时提按、迟速不同而产生的点画的轻重、粗细、刚柔、方圆、曲直等等的微妙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字形结构的种种变化。这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21]100运笔遣墨之妙，与书者在简帛上运笔的熟练程度有关，而能生产在简帛上流畅书写的墨则成为至关重要的物质条件。

　　从简帛书法作品具体行笔过程来分析，笔锋挥洒之间都有墨色相互交映的浓淡变化。一般蘸好墨后，书写点画的速度相当快，起止的笔画会出现枯润变化。灰色的枯笔与黑色的润笔之间出现一个由浅变深的墨色层次，暗示出空间深度与时间痕迹。战国竹简墨迹的提按、转折、驻笔、掠笔等运笔对墨的使用提出更高的要求。（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