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的一天，听说丹徒县荣炳乡上坝村有位农民收藏着一张新四军布告，这可是特大的好消息。我第二天一早就乘头班车往荣炳赶。上坝是个不大的村子，坐落在连绵的山岗之中，沉浸在一片油绿金黄的春色里。我与同去的文化站长老凌找到这家，铁将军把门。我们在村子四周转悠了个把钟头，不知道此消息是否真实。终于，主人扛着锄头回来了，听了我们的来意，她抿嘴笑笑，邀我们喝茶，不谈正事。同去的老凌与她熟识，慢慢地又聊到主题上，老凌向她介绍了我（当时我是县文管会的），她才说：“多少人问过，我都说没那回事。”她边说边把桌子擦了又擦，从房间的箱子里拿出个塑料卷，小心翼翼地展开。
这是一张发了黄的木版印刷品，标题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 政治部布告（抗字第号）——号召抗日人民粉碎自治维持会等汉奸组织”，签发者：“司令陈毅 副司令傅秋涛 政治部主任刘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月 日”，布告上第一支队司令部公章为长方形，长8.8厘米，宽6.3厘米。最后，她恋恋不舍地把珍藏了近20年的布告及枪刺、子弹交给我们，我郑重地为她拍照纪念并签发了捐赠证书，后来补发了奖品。
抗战史载，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12月8日镇江沦陷，12月13日南京城破。日本侵略者疯狂入侵，一路烧杀抢掠，铁道两侧尽被焚毁，仅镇江地区就被连续烧掠10天，城乡满目焦土，沿途无数儿童流浪乞讨，妇女遭殃。为抗击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中共中央决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挺进苏南开展抗日活动，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电文指示“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的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并具体要求“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根据党中央决定和毛主席指示，1938年4月28日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从皖南潜口出发，5月19日到达苏南境内实施战略侦察，陈毅率一支队于1938年6月15日抵达镇江宝堰，司令部设在前隍村。
一支队进入镇江地区后，首要任务是重拳打击日寇，遏制其嚣张气焰。此布告开宗明义：“日寇自强占我江南以来掳掠烧杀肆无忌惮，铁蹄所至惨不忍闻。本军奉命东出誓复国土，深愿与我江南父老昆季共同生死，以期军民合作开展广泛游击战争予敌打击影响战局保卫东南。”6月17日，先遣支队与一支队二团的一部人马首先在镇江的韦岗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毙伤日军少佐等官兵20余人，缴获日军旗一面及掷弹筒、轻机枪、长短抢、指挥刀 一批，击毁汽车4辆。江南首战告捷，陈毅为此赋诗一首：“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随后，一支队在竹子岗及新丰、高资火车站开展伏击和夜袭。一时间，不可一世的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调集人马气急败坏地对我部实施“扫荡”，陈毅亲自组织指挥了华山战斗，击溃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一支队的连续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战信心和热情。与此同时，一支队高举抗战大旗，广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陈毅司令及时约见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团长管文蔚，与之深切交谈，并授予“丹阳游击纵队”番号，任命管为纵队司令。茅麓公司经理、爱国资本家纪振纲拥有万亩土地、40万资产和200多人的自卫武装，在陈毅的感召下，由同情抗战转变为支持抗战，动员召集士绅为新四军募集棉衣和药品。1938年冬，日军占领茅麓公司，纪被迫出走，行前将其自卫武装悉数交给一支队。句容三区区长樊玉琳在陈毅的启发教育下毅然参加新四军，并成为地方抗日的领导人。句容县督学、泰兴县教育局长巫恒通，在茅山一带很有影响，陈毅热忱与他交谈，后来他加入了我党，还担任了新三团团长。前隍村虽不大，却是地地道道的抗战名村，1938年8月，一支队在前隍、曲阳开办了三期“东南抗日青年政治训练班”，讲抗战形势、讲游击战法、讲统战、讲民运、搞宣传，许多苏南及上海的热血青年赶来参加，“抗训班”为主力培养输送了新生骨干力量。如今，你若去那里参观旅游，有村民会指着那些不显眼的民房告诉你，哪家曾做过枪械所，哪家曾是电台，哪家是印刷所。此布告上还宣布：“本军已协同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人民代表筹备四县抗敌自卫组织”，并明确“由该会负责组织民众及除奸等工作”。“四县抗敌总会”筹备不久，各县组织了分会，乡村纷纷建立了自卫队、游击队、农抗会、妇抗会、儿童团，他们有组织地破坏敌交通、袭击小股日军、为主力部队募集物资、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各项抗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大规模的破路行动，使日寇交通陷入瘫痪。
一支队进入苏南很快开辟了抗战新局面，但负面的阻力仍十分突出。镇江南乡及周边一带号称“枪杆子区”，这一带有孙传芳部留下的散兵游勇，有布告标题中所指自治维持会汉奸组织，还有大刀会等武装，日寇入侵后，地痞流氓纷纷出笼各拉山头自立为王。他们中虽有为防患盗贼自卫的，但有许多是以敲诈百姓为生的，还有些是见风使舵，甚至是死心塌地投靠日寇的，这些武装的存在，给当时装备简陋的新四军一支队创建抗日根据地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布告明令，对那些为虎作伥甘心卖国求荣替日寇工作的，“一律予以根本扑灭”；对沦陷后迫于日寇淫威不得已而暂行组织应付日寇的团体，责令其“立即解散”；对于愿立即参加抗日工作共同杀敌者，“可享受一切抗日人民应有权利”。布告进一步明令：“抗战部队，不得侵犯抗日人民一针一线，一切人民武装均应一致对外，统一指挥，统一纪律。一切给养应首先取之于没收汉奸财产截击日寇辎重，其次动用公款，再次须人民自愿捐助，一切勒派捐税概所不许”，“对于私藏枪械不用于抗日战线和献于日寇者以汉奸论罪”。
布告一出，抗日民众扬眉吐气，各界人士纷纷投身抗日队伍，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与此同时，新四军对负隅顽抗的汉奸组织及其头目予以狠狠打击。1938年7月，一支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消灭了专事抢劫扰民的“游击司令”朱永祥部。8月，在大官圩撵走了欺压人民的当涂“游击司令”余宗陈部。国民党句容县长张振翼、国民党江宁县长张雍仲纠集武装蓄意与抗日军民制造摩擦，后被解除武装。国民党党棍镇江县县长庄梅芳公开宣布抗日组织为非法组织，并于1939年9月在上党莱村附近阴谋残杀新四军一支队特务营营长马峰、一连连长范正大及部分侦察员，不久即被我军镇压。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这份布告，是我党我军号召苏南民众团结抗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是我军立志歼灭日寇汉奸的庄严檄文，内容充分体现了我党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和统战政策，以及“言必行行必果”的战斗作风。我们视这张布告“极其珍贵”，它不仅是苏南抗战史上的一份实证资料，而且是战火纷飞年代保存至今的一份户外张贴的纸质孤件，后经专家评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收藏于丹徒区某部门。此件自问世以来已有87个年头了，能留存至今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很大的偶然性。据捐赠布告的胡仁芳说，1966年拆围墙时在门楼里发现的，一共6张，外面的5张烂了，一碰就碎，最里面的一张还完整。据此分析，当年接受张贴布告任务者，或许被汉奸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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