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尤凤伟的抗战小说立足民间立场，以胶东地域文化为根基，聚焦战争背景下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描绘了医生、乡绅、底层平民等阶层的觉醒与抗争，再现了来自大地民间的坚韧的抗争力量。小说汲取了齐地尚武任侠传统和儒家仁爱思想等精神资源，并在二者的巧妙融合中实现了侠义精神从快意恩仇向民族大义的悲壮升华。小说通过设置战争中的极限情境，深刻展现了个体在道义坚守和生存理性之间的复杂博弈。尤凤伟的抗战小说在个人话语与历史话语的交织中，构建起一部屹立于大地民间的抗战精神史诗，为中国抗战文学如何承载民族记忆、传承民族精神，树立了一种不朽的典范。
关键词 尤凤伟；抗战小说；民间立场；民族大义；极限情境
一、引言
在当代文坛，尤凤伟以深沉的苦难意识和悲悯情怀作为创作的情感基点，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在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和对人性本质的深切书写中，逐步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版图。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尤凤伟秉持现代知识分子干预现实、反思历史、关注社会问题的责任意识，以《清水衙门》《告密者》《山地》等伤痕、反思小说创作开启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其作品蕴含着对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政治和人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与深层追问，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和意识形态规约的强化，尤凤伟最初不得不采取回避现实的策略，背离自己的创作个性而写了远离社会现实的“石门系列”；之后尤凤伟创作了《生命通道》《姥爷是个好鞋匠》《五月乡战》《远去的二姑》《生存》等抗战小说，以抗战历史题材规避现实的意识形态问题，虽然缺少干预现实的鲜明特征，但其通过历史书写间接关注现实、思考人性的意图，则意味着他开始向自己的创作个性回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凤伟创作了《中国一九五七》《泥鳅》《相望江湖》等小说，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直面现实人生、关注社会问题，标志着他重新返回了属于他自己的写作姿态和本真个性，敢于做“那些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者的代言人”[1]，体现了为弱者发声的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真诚的使命担当。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可以发现，尤凤伟的文学创作明显“存在一个由偏离自身写作本性到向自身创作本性缓慢回归的历程”[2]。回归后的尤凤伟真诚地面对原生态的民间生活并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自由穿梭于大地民间，抒写着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而抗战小说作为尤凤伟“向自身创作本性缓慢回归”的节点，既延续了作者对齐鲁文化根脉的情感认同，又体现了他立足民间立场重构抗战叙事的姿态，其中蕴含的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他的创作自觉和责任意识。抗战小说既是尤凤伟摆脱“石门系列”虚蹈，重返现实关切的转折点，又是他尚未完全彰显自觉批判意识的过渡。这是抗战小说之于尤凤伟创作的特殊意义，值得密切关注。在抗战小说文本中，作者将民间文化精神和民族大义相融合，描绘战争境遇下普通民众的生存现实与道义担当之间的矛盾，展现了他们在生存重压下如何捍卫生命尊严、坚守民族大义的精神意志。可以说，尤凤伟以胶东大地为背景，用来自民间的苦难和血泪勾勒了一幅幅悲壮悲切、发人深省的抗战图景。
二、乡村大地的觉醒和民间力量的抗争
20世纪90年代，尤凤伟创作了一系列涉及历史尤其是抗战历史的小说，他注重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追寻。他讲道：“在我作品中历史确实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对于中国历史的反思有比较大的偏差，有一些偏见的地方，真实的历史被遮盖。教科书上的历史先不说，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有很多偏颇。所以我想呈现的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所见到的、我心目中的历史。”[3]针对“被遮盖的历史”，尤凤伟选择将其置于民间文化空间中去还原和展开。他拒绝简单地将历史虚化为背景，而是通过民间文化空间的精心建构，让历史在乡村社会土壤中重新生根。他的抗战小说《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姥爷是个好鞋匠》《远去的二姑》就体现了这种还原历史、追寻真相的民间化书写，抗日战争不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成为与人物关系、历史事件密切交融的本体性存在，将其扎根于大地民间的深厚土壤，既有历史的厚度和底蕴，也显得真实可感。他善于将抗战历史从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在历史的褶皱中检视生活和人性的细节，以民间叙述人的身份从底层百姓的视角出发来叙述历史、观照现实，“通过乡村民间百姓个体的生命经验、生存方式以及思维逻辑去展现同时也反思历史，力图以琐碎、日常且热气腾腾的民间故事等更具生命力的形式表现历史的真相”[4]。同时，他将独特的民间风物、民间语言融入文本，描绘了集市、庙会、迎亲等民间场景，以及大量具体、可感的物象，如麦穗、碾砣、鏊子、地瓜面掺萝卜缨杂和饭、苞米粑粑、糠菜窝窝等，为抗战叙事注入了朴素的生活气息。尤其是他对胶东方言、地方俗语的使用使小说文本彰显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如“小鼻子”“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车到山前必有路”“虎毒不食子”“小叔子和嫂，没大没小”等，亲切生动，贴近生活，文本深层寄寓着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这种创作策略使他的小说与民间文化精神形成深层共鸣，即便是文本中的英雄人物，也褪去了理想化色彩，还原出带有人间烟火气的生存本相。
尤凤伟从民间的生存现实出发，深切关注乡村社会中平凡的生命个体，表现他们与生存境遇的抗争及其内在的生命力。在小说中，医生苏原、乡绅高凤山、作为底层百姓的姥爷和二姑等，这些人物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面对生存重压和民族危机，他们逐渐觉醒，发出正义的呼声，尽管他们的抗争方式有异，但在极限情境中都展现出顽强的反抗意志和可贵的民族气节，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民间抗战图景。在《生命通道》中，医生苏原被迫为日军服务，为了生存，他选择了妥协顺从、委曲求全，实际上则暗中与具有反战思想的日本军医高田合作，实施拯救计划，秘密解救被俘的同胞，书写了为中国人搭建“生命通道”的英雄传奇。他的选择不是传统意义上英雄的壮烈牺牲，而是在生存焦灼和良知自审的夹缝中坚守道义，以隐秘的方式践行自己的天道责任和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担当。苏原的行为模糊了敌我之间的界限，打破了对“汉奸”的刻板定义，揭示出民间力量的复杂性，在那些看似沉默、妥协的人群中，依然可能潜藏着正义、良知和勇气。《五月乡战》中的乡绅高凤山既是一家之长，又担任胶东抗日救国军司令，他不仅操持儿子的婚娶家事，而且主持本地抗日大计，支援抗日队伍。他的现实行动出于乡土责任和生存本能，将家族利益与民族存亡密切联系，通过协调土匪、动员“全县各村地主乡绅捐财捐物，购置枪支弹药”[5]，将分散的民间资源转化为抗日力量。这种抗争模式展现了乡绅阶层如何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将传统宗族势力和民间力量打造成团结抗战、抵御外敌的坚固屏障，揭示了民族危机境遇下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生存韧性。《姥爷是个好鞋匠》表现了底层民众逐渐觉醒和敢于抗争的悲壮，姥爷是个身体残疾但手艺高超的鞋匠，有朴素的正义感和人格尊严，平日里卑微隐忍，外敌入侵的残酷现实激发了他的反抗意识，在为鬼子兵掌鞋时，他故意在他们的鞋底钉上暗钉，让他们深受其害，实施着一个人的复仇计划。面临日本鬼子的报复威胁，姥爷并未逃走，而是选择上吊的方式表达他的抗争意志，这成就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6]。姥爷的身上满是鬼子兵射杀的枪眼，他的死既是绝望中的抗争方式，更是一种无声的控诉。文本中他的身躯从蜷缩佝偻到舒展高大的具体意象转变，隐喻着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民族脊梁挺立了起来。在《远去的二姑》中，二姑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女性，能够大义灭亲，配合抗日队伍将做了伪县长的汉奸未婚夫引诱出城，并亲眼看着他被抗日战士处决。在严峻的现实考验面前，她的个人亲情、贞洁、名誉让位于民族大义，但因此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最终失踪了，家里人和村里人没有找到她的踪迹。小说最后写道：“不过，二姑也真算得个聪明女子，死竟能死得不留痕迹，如同远去，一去不返。”[7]二姑的大义情怀和自我牺牲精神为民族抗战图景增添了悲壮的色彩，她的失踪或“死”的描述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医生苏原、乡绅高凤山、残疾鞋匠姥爷和乡间女子二姑都是普通平凡的人物，在动荡的乱世无法主宰自己命运，但都能遵循民族大义的召唤，以实际行动捍卫民族尊严。这些人和事组成了独特的抗战故事，尤凤伟将这些抗战故事纳入乡村抗战记忆图谱，融入乡村民间因素，建构了别有意味的民间文化空间。他以不同阶层人物的抗战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呈现了民间力量的多重抗争路径。现代知识分子采取迂回方式机智地、有策略地抵抗，地方乡绅整合宗族或民间力量回应时代的抗战潮流，底层民众在本能驱使和朴素正义感召下挺身而出，这三者错综交织，共同构成了民间抗战的立体化图景。他们的抗争体现了乡村社会民众强悍的内在生命力及其捍卫生存权利、维护民族尊严的精神和勇气。尤凤伟通过民间立场的自觉选择，展现了主流抗战叙事遮蔽下的生存真相和人性真实，在通常的宏大叙事外另辟一条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艺术通道，深化了民间叙事体系的魅力。
三、从快意恩仇到民族大义的悲壮升华
尤凤伟的故乡牟平地处山东东北部，属于胶东地区，他的创作根植于胶东文化土壤，胶东在古代属于齐国的统治区域，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直接受着齐文化的影响和浸染。西周时，姜太公曾以强大的武力征服了齐国东部莱夷等部族的反抗。春秋时期，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对外尊王攘夷，对内强国富民，成就了一代霸业；战国时代，齐国军队以强悍的战斗力闻名天下，先后大破魏军于桂陵和马陵，又伐燕灭宋，声威大震，主宰着当时的战略格局，一时间国势鼎盛，风光无两。“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8]齐地先人们“身上的战争精神融入齐文化的血液，在齐国存续的几百年中，崇尚勇武蔚然成风”[9]，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尚武任侠、勇武果敢已然成为齐地特有的文化根性，齐人形成了粗犷豪放、争强好胜、侠义勇猛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在长期的历史积淀和现代传承过程中，这种文化根性、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逐渐融入胶东地区的文化精神血脉，成为现代胶东人血性侠义的重要精神资源。折射在文学创作中，则构成了胶东作家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营构的内驱动力。
曲波、冯德英皆出身胶东，他们的抗战小说《桥隆飙》和《苦菜花》中所体现的快意恩仇与民族大义，同胶东的地域文化传统尤其是侠义精神密不可分。《桥隆飙》叙写了土匪桥隆飙从民间草莽逐渐成长为抗日英雄的过程，他嫉恶如仇、正义凛然，凭借杀富济贫的朴素信念拉起了一支队伍，但存在目光短浅、鲁莽冲动等匪性，在党的引导、教育和改造之下，这支土匪队伍发生了质的改变，最终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苦菜花》中的柳八爷原来也是一个土匪头领，带领一众弟兄以自己的方式行侠仗义，后来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在党的教育下曾痛斩违纪的部下，平息了民愤，最终也是走上了抗战道路。作为胶东人的尤凤伟，正是在前辈作家们的影响下，通过创作抗战题材小说讲述革命故事，广泛汲取民间文化传统中的侠义精神，结合时代语境，对之加以改造和转化，使得民间草莽好汉身上的哥们儿义气、个人主义等缺陷，在抗战洪流的洗礼下得以矫正，最终成长为具有阶级觉悟、遵守革命纪律的抗日战士。他的笔下既展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人生信条在特定情境下的驱动作用，更通过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使文本中蕴含的侠文化特质焕发出“以民族大义为高蹈的脊梁精神，体现出坚强刚毅的民族气节和捐躯赴难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仁人志士热血志士为救亡图存而舍生忘死、英勇无畏”[10]，从而赋予小说人物侠义爱国、抗日救国的精神内涵。
《五月乡战》描绘了抗战时期胶东地区高家疃的高凤山在国仇家恨中的命运沉浮和人世悲欢。为了支持抗战，他深明大义，慷慨解囊，用卖地的钱购置武器弹药，但在亲生儿子高金豹被强盗绑架时，却连一千块大洋的赎金都拿不出来，导致高金豹被阉。这个凄惨且耻辱的遭遇使高金豹对父亲高凤山产生了误会，而失去了理智，在乡战（麦收保卫战）的关键时刻找父亲复仇。在抗战大局面前，高凤山选择忍辱负重，接受了高金豹要立牌位进祠堂的苛刻要求。当队伍需要组建爆破组炸毁敌人的火力点时，高凤山毅然让养子高金虎加入其中，而没有考虑留下高金虎为高家存续香火。高凤山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及作出痛苦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县长李云齐对他的知遇之恩和深切敬重。他响应李云齐的抗战号召，在现实的行动中为了保家卫国，做到了舍小家顾大家，遭到儿子高金豹误会乃至报复。在这里，高凤山的行为动力指向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人生信条，可以说，为知己者赴汤蹈火的个人义气与忠义承诺，是高凤山投身抗日大业的直接动因，最终他的抗日壮举自然被提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这部充满侠义英雄气概的乡绅抗战小说，将高凤山这个乡村地主塑造成一个开明士绅形象，他不仅具有儒家的仁爱忠诚之心，是乡下人眼中的正人君子，而且颇有侠者风范，成为抗战烽火中捍卫民族尊严的侠义爱国之士，从而颠覆了传统的士绅阶层形象。
同时，报恩仇是武侠小说中侠义书写的主导性情节之一。“报恩报仇，报德报怨，大而事关国家兴亡，小而至于个人荣辱。知恩不酬或者有仇不报，都有悖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11]，这种情节写好了，很能吸引读者的兴趣。因此，不少作家在叙述策略上不断克服人物复仇的盲动性，增强复仇行为的合理性，并赋予侠客义士顾全大局的观念和建功立业的价值理念，促进侠客义士的复仇举动由狭隘的快意恩仇向崇高的民族大义升华。《五月乡战》中高金豹的行为轨迹，便呈现出由个体复仇向民族大义的转化，这种转化在身体创伤、宗族伦理和民族危机等多重冲突中展开。高金豹原本是一个血气方刚、粗犷豪放的汉子，他在醉酒后闯入兄长的新婚洞房调戏嫂子红豆。当其行为被家人发现后，父亲高凤山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之后他又不幸遭到强盗绑票，强盗以砍头逼迫他写字据向高凤山索要赎金，但他毫无惧色，一心求死。但是当红豆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脑海时，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尽显柔弱、有情有义，屈服于强盗的威逼，写下了字据。但强盗索要赎金未果，阉割高金豹泄愤，他艰难地承受剧痛，一句“红豆啊”道尽了屈辱与不甘，骨子里仍是江湖男儿的硬气。这场酷刑成为高金豹的人生转折点，他被阉割后，不仅身体受损，更失去了在宗族社会中延续血脉的资格，这种伤害让他在内心深处感觉自己被彻底抛弃。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废人”的身份焦虑，体现了他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深刻怀疑，他的男性身份根基被动摇，他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找回尊严和地位。高金豹以家族田产为筹码向昆嵛山匪首刘罗锅借兵，计划着“包围自己出生的村庄，攻打养育自己的父亲，摧毁家族精神的圣地祠堂”[12]，这既是对家族权威的冒犯与亵渎，更是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秩序的绝望反叛。这种以毁祠为手段的复仇“给了他无限的快感”[13]，其本质上仍囿于传统侠文化中快意恩仇的原始形态。但作者并未让侠义精神沉溺于这种私人化的复仇狂欢，而是让高金豹凭借内心深处那股难以泯灭的血性和侠气率领土匪赤膊冲向日军阵地。最终，在与日军的作战中，高金豹“直挺挺站在山涧的上方，任鬼子一齐向他射击也屹立不倒”[14]。这种极具震撼力的“躯体碑化”场景，既是民间“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生命尊严之极致表达，又标志着高金豹由传统侠文化中快意恩仇的信念向彰显民族气节的家国大义转变的完成。最终的奔赴抗日战场的抉择，使高金豹从被土匪阉割的“废人”，成长为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舍生取义的抗日英雄。
高凤山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高金豹在身体与宗族伦理的双重创伤下爆发出血性反抗的力量，他们父子之间产生过误会、矛盾，但他们的个人恩怨和快意恩仇的原始冲动，最终都在与日寇的生死较量中获得淬炼、升华，共同指向了勇赴国难、捍卫民族尊严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从快意恩仇到民族大义发生转化及悲壮升华的动力，源于齐地尚武任侠传统和儒家仁爱思想在民族救亡语境下的现代性复活与新变，不仅超越了传统侠文化中个体复仇的狭隘与局限，而且使这种来自大地民间的血性正义和仁者情怀焕发为支撑中国人挺起民族脊梁的磅礴力量。
四、极限情境下的生存理性与道义坚守
尤凤伟的文学创作受到多重文化资源及其生命体验的影响，其中，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对其创作风格和价值取向的形塑尤为关键。儒家民本思想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早已融入他的精神血脉，他觉得自己的“血液中骨骼里溶化着一种深刻得可与生命共存的素质，这就是对祖国对民族对大地山川对人类对生活深深的挚爱与无尽的忧患”[15]。他本能地将目光投向普通民众，尤其是苦难深重的农民群体，体察他们在历史洪流和生存重压下的挣扎与苦斗。这种关注不是居高临下的佛陀式怜悯，而是立足民间立场的真诚拥抱和伏地救赎，饱含着他对特定时代境遇下父老乡亲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怀。这种立场和姿态与尤凤伟人生历程中深刻的生命体验是分不开的。尤凤伟出生于烟台牟平的乡下，自幼家境贫寒，生活的清苦及真实的饥饿体验贯穿于他的许多作品中，如《生存》便是一个围绕粮食危机而展开的故事。儿时的乡村生活及生命体验，给他带来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艰辛，同时也馈赠他丰厚的创作资源。家乡的山川草木、民间风俗、婚嫁礼仪、庙会集市等，都成为他小说创作中经常使用的素材。初中毕业后，尤凤伟当过壮工，拉过板车。这段底层谋生的经历让他直面社会现实，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艰辛。此后，他又应征入伍，经历了七年的部队生活，复员后又做过工人，担任过文学编辑、党委秘书等职，生活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也拓宽了他的视野。正是这些独特的生命体验，锻造了他观照人性的独特视角，成为他直面现实、反思历史的核心动力。这种融合了儒家民本思想、民间立场、生命痛感的独特视角，使尤凤伟在书写战争时，能够超越简单的善恶判断和英雄叙事，深刻聚焦于极限情境下个体生命的挣扎与抉择。
在文学创作中，极限情境指的是通过设置一些无法回避的极端境遇，将人置于生存的最本质层面，迫使人直面生命最核心的抉择与困境。正是在这种高压的、濒临绝境的情况下，人性中那些在常态下可能模糊、隐匿甚至被压抑的特质，无论是崇高的坚持、卑劣的妥协、深层的恐惧，还是本能的求生欲，都会被异常鲜明地凸显和放大。尤凤伟深谙此道，他常将笔下的平凡人物置于战争所造成的极限情境之中，借助这面独特的放大镜，表现人物在面对生死存亡、道德困境、身份认同危机等多重压力时最真实的反应，以及他们在绝境中为捍卫生命尊严或坚守道义良知所做出的痛苦抉择。在《生存》和《生命通道》中，作者将赵武、苏原置于道义坚守与生存抉择难以两全的境地，展现他们在生存重压下的内心挣扎与精神撕裂。这种挣扎和撕裂不是简单的善恶选择的表象，而是在生存本能、政治立场和个人尊严之间所形成的矛盾冲突的深层镜像。《生存》以粮食危机为核心，构建了一个残酷的道德困境。石沟村村长赵武奉抗日队伍之命看管并处决日军俘虏小山和一名汉奸翻译，当时的石沟村正因粮食匮乏而濒临生存绝境，越来越多的孩子饿得长睡不醒。当小山提出用粮食来交换自己的性命时，赵武陷入了两难境地，他深知完成处决俘虏的军令代表着民族大义，但是面对村民们接连饿死的残酷现实，他又必须留下俘虏的性命以交换粮食。最终，赵武为了石沟村的百姓，同意了与小山的交易，现实的生存需求战胜了严明却冰冷的军令，但他们也因此中了敌人的圈套，葬身雪谷之中。
在《生命通道》中，医生苏原游走于敌我之间，他表面上是汉奸，为日军治疗足疾，暗地里又是一名敌工，为抗日队伍传递情报，并与日本军医高田合作实施“生命通道”的拯救计划，救助了不少中国伤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陷入了复杂的困境，同胞将他视为叛徒，就连妻子也离他而去，日军又随时可能识破他的行为。但即便如此，苏原内心的良知仍不断驱使他以身犯险。高田军医的角色则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人性维度，作为日军成员，他拒绝参与暴行，利用军医的身份联合苏原实施救援。在救死扶伤的天职面前，他们以生命至上的原则消解了国籍的界限，其合作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突破了阶级和民族的局限。这种生存困境的设置及超越敌我阵营的人道主义构想，体现了作者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反思和对人性的洞察。苏原的结局更强化了战争对人性的异化，这位暗中拯救同胞的英雄，最终死于抗日队伍的误杀，甚至在县志上被记载为汉奸军医。至此，尤凤伟揭示了宏大叙事常常淹没个体真实价值的缺陷，苏原的悲剧不仅在于生命在误杀中结束，更在于他拯救同胞生命的悲壮义举被无情地遮蔽。尤凤伟通过小说创作所关注的正是这种被主流历史或传统抗战叙事所遮蔽的真实，他曾坦言：“我们已有的‘有板有眼的史’常常是无板无眼的，离真实史况相距遥远，有权立史的人确实将史当成一个‘随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点恐怕是不需加以论证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小说中的史就不单单是对现有的史补充的问题，而是匡正。还其原有的模样。”[16]诚哉斯言！这不仅体现了尤凤伟辩证唯物的历史观，而且成为他的抗战叙事超越其他抗战小说的话语动力和鲜明特征。
苏原的结局与《生存》中村民的死亡遥相呼应，共同指向对战争荒谬性的控诉和批判，正义与邪恶、英雄与叛徒的辨识在极限情境中变得模糊不清，人性的微光往往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这两部小说共同体现了尤凤伟文学创作的人道主义内涵，他拒绝以二元对立简化战争中的善与恶、美与丑、恩与仇、内与外，他既不美化赵武在生存压力下违反命令的行为，也不苛责苏原被迫为日军治疗时的软弱。“在这样的境遇下，一个人会软弱，会恐惧，会委曲求全，甚至会萌生出苟活的念头，只要他没有以迫害人的方式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坚强是人应有的品格一样，软弱也是人性合理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尊重和谅解。”[17]这种批判与同情融为一体的立场，使尤凤伟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说教，直抵战争中最真实的生存矛盾。他笔下的人物没有英雄的光环，但却因在绝境中竭力恪守人性的底线而获得可敬的尊严。
五、结语
尤凤伟的抗战书写摒弃了宏大叙事的窠臼，让医生苏原、乡绅高凤山、鞋匠姥爷、乡间女子二姑等平凡生命成为抗战史诗的主角。在战争中，这些小人物，“不是作为被侵略者、被杀戮者这样一些被动的角色，而是面对这场战争他们是如何迎了上去，在微弱的生命内部爆发出一种力量，从而在一个一时被动的死亡境遇里赢得了生命的主动”[18]。尤凤伟抗战小说的文本深层激荡着齐鲁大地民间文化精神血脉的回响，他将胶东地区尚武任侠的精神根脉熔铸于抗战烽火的激情叙事，这种侠义精神的现代性转化既承袭了舍生取义、勇赴国难的刚烈风骨，又在民族存亡之际焕发出侠义爱国的精神光芒。面对战争中的极限情境，尤凤伟以冷峻的笔触展现人性在道德与生存间的挣扎与抉择，作者不仅理解和体恤人在生存困顿中的软弱无力，而且礼赞其在危难中对生命尊严的捍卫之举。这种对复杂的历史境遇和人性真实的深谙与洞察，使小说文本在个人话语与历史话语的交织中，构建起一部屹立于大地民间的抗战精神史诗。钉鞋声里的沉默反抗、麦浪声中的乡土守望、雪谷尽头的生存悲歌，这些原本被遮蔽、尘封已久的声音，在他的笔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照亮历史暗角的同时，也为中国抗战文学如何承载民族记忆、传承民族精神，树立了一种不朽的典范。
[1]尤凤伟：《我心目中的小说——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
[2]唐长华：《民间英雄精神与儒家道义的坚守——尤凤伟小说与传统文化精神》，《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3]尤凤伟、李涵：《历史、民间与知识分子——尤凤伟访谈录》（附录一），李涵：《论尤凤伟小说的“民间”建构》，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62页。
[4]李涵：《论尤凤伟小说的“民间”建构》，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6页。
[5][12][13][14]尤凤伟：《五月乡战》，《尤凤伟文集》第1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第397页，第397页，第409页。
[6]尤凤伟：《姥爷是个好鞋匠》，《尤凤伟文集》第2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7]尤凤伟：《远去的二姑》，《尤凤伟文集》第2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8]（西汉）司马迁：《史记》（下），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2页。
[9]冯淑静、沈壮娟：《暗涌与川流——齐文化对当代胶东籍作家的影响比较探究》，《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10]陈夫龙：《边缘的激情：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20页。
[1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15]尤凤伟：《涉文随想——〈尤凤伟中短篇小说选〉自序》，《尤凤伟文集》第3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36页。
[16][18]尤凤伟、何向阳：《文学与人的境遇》，《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17]谢有顺：《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文学侠义书写与中国形象建构研究”（23BZW129）、2022年度枣庄英才集聚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当代山东抗战小说的侠义书写与山东形象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夫龙，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第四批签约文学评论家；赵菲，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林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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