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审美视角为核心，聚焦曲艺艺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系统探讨曲艺艺术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首先阐释曲艺艺术的审美特质及其与共同体意识培育需求的契合性，继而从文化认同建构、情感联结凝聚、价值共识培育等3个维度，剖析曲艺艺术通过审美机制作用于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路径。结合实践案例分析与现实挑战，提出强化审美融合、拓展传播维度、夯实传承根基等优化策略，旨在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审美层面的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一、曲艺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其核心在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共同价值追求，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作为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凝聚人心、整合共识的基础性作用。
曲艺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一人多角”的表演形式、叙事与唱演结合的表现方式，以“说学逗唱”等艺术手法和“接地气”的语言风格，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街头巷尾的民间说唱到舞台上的专业表演，曲艺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承载了各民族的文化记忆、价值观念与情感密码。通俗化的表达打破了文化传播的阶层壁垒，鲜活的叙事跨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强烈的情感感染力能够直抵人心，成为连接不同群体的精神桥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下，重新审视曲艺艺术的审美价值，探究通过审美体验促进文化认同、强化情感联结、培育价值共识的具体路径。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曲艺研究的理论维度，也能为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提供新的实践思路。当前学界对曲艺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维度：一是本体研究，包括曲艺的历史源流（如《中国曲艺史》对各曲种起源的梳理）、艺术特征（如对“说学逗唱”表演体系的分析）及传承保护（如非遗语境下曲艺的活态传承策略）；二是应用研究，聚焦曲艺在社会教育、文化传播中的功能；三是比较研究，探讨不同民族和地域曲种之间的异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以宏观理论建构为主，涉及概念内涵（如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延伸）、历史演进（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及政策实践（如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政策设计）。然而，将曲艺艺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部分学者虽提及曲艺的“民族团结”功能，但多停留于现象描述；少数研究尝试探讨二者之间的关联，但缺乏对审美机制的深入剖析。目前，从审美视角系统阐释曲艺如何通过独特的审美特质作用于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化成果，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切入点。本文将以“审美视角”为核心，遵循“理论契合性—实践路径—挑战与优化”的逻辑展开：第一，在理论层面解析曲艺艺术的审美特质（形式之美、内容之美、情感之美、价值之美），阐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需求的内在契合性；第二，在路径层面，从文化认同建构、情感联结凝聚、价值共识培育3个维度，剖析曲艺通过审美机制作用于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第三，在实践层面指出当前曲艺助力共同体意识构建面临的挑战，并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
二、曲艺艺术的审美特质与共同体意识的契合性
曲艺艺术的审美特质构成其社会功能发挥的基础，亦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需求相契合的关键环节。从审美视角看，曲艺的美既体现于外在形式，也根植于内在价值，从而形成了兼具形态与价值的多层次审美系统。
（一）形式之美：多元一体的包容性与共同体的开放性相契合
曲艺的形式之美主要体现在语言、表演和音乐3个方面，尤为突出的是其多元性与包容性的统一。中国曲艺涵盖500多个曲种，既有汉族的相声、评弹、快板，也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曲种，如蒙古族的好来宝、维吾尔族的达斯坦、藏族的热巴、白族的大本曲等。各民族曲种在表演形式上各具特色：相声以“抖包袱”的语言技巧见长，好来宝以“即兴编唱”的叙事方式见长，达斯坦则以“史诗性吟唱”展现民族历史，白族大本曲分为南腔与北腔，并与大理方言严格对应。与此同时，各曲种又存在共性特征：均以“口头语言”为核心媒介，通过“说、唱、演”的结合传递信息；均强调与观众的互动性，如相声的“现挂”、评弹的“搭架子”，由此形成“台上台下一体”的审美场域。这种“多元中的统一”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格局相呼应—各民族文化既保持自身特色，又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有机整体。
从审美效果看，曲艺形式的多样性为不同民族受众营造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少数民族观众可在本民族曲种中获得文化亲近感，并通过其他曲种感知中华文化的丰富性；汉族观众则能通过少数民族曲种领略异文化的魅力，进而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多元构成。这种审美体验有效突破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知壁垒，并与共同体意识所强调的“开放包容”特质高度契合。
（二）内容之美：历史叙事的共通性与共同体的记忆性相契合
曲艺的内容之美体现在历史与现实叙事以及道德教化之中，尤其彰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记忆。在传统曲艺作品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题材通过不同曲种的演绎，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现代作品如快板《民族团结一家亲》则直接讲述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呈现出“共同生活”的叙事图景。以蒙古族好来宝《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为例，作品既展现了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传统，又融入了“草原与中原互通有无”的历史细节，从而将民族记忆纳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框架。这种叙事策略使个体民族的历史成为共同体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通过审美体验强化了“我们同属一个历史共同体”的认知。
心理学研究表明，共同的历史记忆是群体认同的重要基础。各民族曲艺通过生动的叙事将抽象的历史转化为具体化的审美对象，使受众在“听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其内化为共同记忆，这与共同体意识培育对“集体记忆构建”的需求高度契合。
（三）情感之美：共情体验的普遍性与共同体的情感性相契合
曲艺的情感之美主要体现在共情、幽默与集体记忆的表达之中，能够引发跨越民族与地域的共情体验。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曲艺的情感表达更直接、更贴近生活，这一特点增强了其社会传播力。例如，相声通过幽默化解矛盾，传递乐观精神；评弹以柔和婉转的唱腔抒发细腻情感；陕北说书则以高亢激昂的语调展现豪迈气概；新疆曲子戏融合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的音乐元素。无论哪种情感类型，都基于人类普遍的情感诉求：对幸福的向往、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家园的热爱。又如，回族“花儿”《雪白的鸽子》以“鸽子”为意象，既表达了爱情的忠贞，又象征着各民族对和平与团结的共同期盼。歌词中写道：“雪白的鸽子翅膀硬，飞遍了南北西东；各民族兄弟心连着心，共建那美好家园。”这一自然意象与情感的结合，使不同民族的受众都能体认到团结共建的真挚情感共鸣。
从审美机制看，曲艺的情感表达遵循“情感唤起—情感共鸣—情感升华”的路径：首先通过具体情境（如邻里互助、家国情怀）唤起受众的个体情感，继而通过“集体笑声”“共同叹息”等群体反应形成情感共鸣，最终实现个体情感向群体归属感的升华。这种情感联结，正是共同体意识中情感归属感的培育过程。
（四）价值之美：核心价值的一致性与共同体的价值性相契合
曲艺的价值之美本质在于通过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观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承载与传递。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到“家国同构”的集体观念，从“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到“团结互助”的处世原则，这些价值理念通过曲艺作品得以代代相传。相声《五官争功》以拟人化手法讽刺“各自为政”的现象，倡导“团结协作”；彝族克智（辩论式说唱形式）中的“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辩词，传递集体主义精神；现代小品《扶不扶》则通过幽默故事探讨“诚信”与“责任”的当代意义。这些作品虽题材各异，但都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价值的核心：即强调集体利益、崇尚团结和谐、追求美好生活。
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曲艺的价值传递并非直白说教，而是通过“寓教于乐”的审美方式—将价值理念融入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之中，使受众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引导。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价值传导，与共同体意识培育中“价值共识”形成规律高度契合—共识的培育不能依靠强制灌输，而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曲艺艺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路径
曲艺艺术通过其独特的审美机制，在文化认同、情感联结、价值共识3个层面形成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这些路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协同作用，共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
（一）审美认同：文化符号的共享与文化认同的建构
文化认同是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而文化符号的共享是文化认同形成的重要基础。曲艺艺术以审美化的方式传递中华文化符号，使不同民族受众在审美体验中认可并接纳这些符号，从而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
1.核心符号的审美化传递
中华文化的核心符号（如龙凤图腾、春节、长城等）在曲艺中被赋予审美内涵—如相声《论春联》通过对春联格律的调侃，展现汉字文化的精妙；蒙古族好来宝《长城颂》以“马背民族的视角”吟唱长城的雄伟，将其视为“各民族共同守护的家园象征”；壮族末伦《绣球情》则以“绣球”为意象，讲述各民族青年的爱情故事，使“绣球”成为“团结互助”的象征。这些符号在曲艺中的呈现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而是与故事情节、情感表达相结合，形成“有意味的形式”。受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仅能识别符号本身，更能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在审美层面将这些符号接纳为“共同文化标识”。
2.跨民族符号的融合创新
中华民族曲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符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审美形态。例如，新疆曲子戏融合了汉族的秦腔、回族的“花儿”、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音乐元素，其表演中既可见汉族的“台步”，也可见维吾尔族的“摇头晃脑”动作；又如云南的彝族花灯融合了汉族的小调与傣族的舞蹈节奏，形成独特的“跳唱”风格。这些符号融合在审美上产生了“陌生化效果”—既突破了单一民族符号的局限性，又创造出新的审美体验。受众在欣赏融合性曲种时，会意识到不同民族文化可以和谐共生，进而认可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最终强化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知。例如，由多民族演员共同表演的曲艺联唱《民族团结颂》，集中体现了符号共享对文化认同的建构作用。作品以“石榴”为核心意象（象征“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串联起不同民族的曲种：开头用回族“花儿”唱“石榴花开红似火”，中段由蒙古族好来宝演唱“石榴籽儿抱成团”，结尾用汉族快板诵“民族团结一家亲”。表演中，各民族服饰（回族的白帽、蒙古族的长袍、汉族的对襟衫）、乐器（回族的口弦、蒙古族的马头琴、汉族的快板）交替出现，最终在合唱环节融为一体。观众在审美过程中，通过“石榴”这一核心符号的贯穿，直观感受到各民族文化的关联性，从而深化对“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认同。
（二）审美共情：情感体验的共鸣与情感联结的凝聚
情感联结是共同体意识的纽带，而审美共情是情感联结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曲艺艺术通过营造共同的情感体验，使不同民族受众产生“同喜、同悲、同怒、同乐”的情感共鸣，进而凝聚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归属感。
1.日常生活的情感共鸣
各民族曲艺主要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通过描绘婚恋、家庭、邻里等社会生活场景引发情感共鸣。例如，东北二人转《夫妻观灯》展现了汉族夫妻的市井乐趣，维吾尔族麦西热甫说唱《邻里情》讲述了少数民族邻里互助的故事，尽管二者文化背景不同，但均传递了“家庭和睦、邻里友善”的生活理想，使不同民族受众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共同情感中产生联结。这种共鸣的产生源于“审美距离的消解”，曲艺的语言生动幽默、通俗易懂，叙事贴近生活，受众能够感受到作品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当蒙古族观众为汉族夫妻的逗趣而会心一笑，汉族观众为少数民族邻里的互助感动落泪时，民族间的情感隔阂也在审美愉悦中逐渐消融。
2.家国情怀的情感升华
除日常生活外，曲艺也擅长表达“家国情怀”，即超越民族的崇高情感。藏族热巴说唱《高原卫士》歌颂边防战士的奉献精神，壮族勒脚歌《我家在中国》抒发对祖国的热爱，这些作品将个体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结，引导受众从“民族情感”升华为“民族大义”。以相声《我是中国人》为例，作品通过对比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如蒙古族的奶茶、维吾尔族的馕、汉族的饺子），最终落脚于“无论喝奶茶还是吃饺子，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其幽默的语言背后，是对“国家认同”的情感认同强化—观众在笑声中意识到，尽管生活方式不同，但各民族拥有共同的国家归属。例如，蒙古族好来宝《草原儿女心向党》以“祖孙对话”的形式，讲述草原牧民的生活变迁：爷爷回忆“旧社会的苦难”，孙子描述“新时代的幸福”，最终共同抒发“听党话、跟党走”的情感。作品中“勒勒车”与“新能源汽车”的对比，“蒙古包”与“定居点”的变迁，既展现了蒙古族的生活记忆，又融入了“脱贫攻坚”“民族团结”等时代主题。表演时，演员通过“马头琴伴奏+即兴编唱”的传统形式，配合挥手、顿足等富有张力的动作，将个体情感与群体记忆、民族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蒙古族观众能从熟悉的艺术形式中获得文化自信，其他民族观众则能通过共享的情感体验，理解草原儿女对国家的深厚情感，从而凝聚起“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集体情感。
（三）审美共识：价值理念的传导与价值共识的培育
价值共识是共同体意识的灵魂，而审美共识是价值共识形成的重要前提。曲艺艺术通过审美化的价值传导，使不同民族受众在审美体验中认同共同价值观念，进而培育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
1.传统美德的当代诠释
曲艺将“勤劳、诚信、友善”等传统美德转化为具体生动的审美形象：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赞扬“勇敢无畏”；苏州评弹《珍珠塔》歌颂“孝老爱亲”；侗族琵琶歌《劝世歌》劝诫“诚实守信”。这些作品并非简单重复道德教条，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和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使受众在审美判断中体会美德的深刻价值。又如，四川清音《江姐》通过对江姐坚贞不屈的形象塑造，将“爱国”与“忠诚”等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审美对象。观众在为江姐的遭遇感到悲愤、为其气节感到敬佩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价值理念，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准则。
2.时代精神的审美表达
随着时代的发展，曲艺也积极呼应时代主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曲艺创作中。快板《脱贫攻坚赞》讲述了扶贫干部与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奋斗的故事，传递了“勤劳致富、团结协作”的理念；小品《民族团结大院》通过多民族邻居共同解决社区难题的情节，展现了“和谐、友善、互助”的时代精神。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以小见大”：通过个体故事折射出时代价值，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当观众为扶贫干部的奉献精神感动，为邻里的互助行为点赞时，实际上是在审美层面认可了这些时代精神，进而在审美层面形成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例如，回族“花儿”剧《雪白的鸽子》在价值培育方面的实践，该剧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回族青年马五与汉族姑娘春燕联手抗日的故事。作品以“花儿”的曲调为载体，通过“雪白的鸽子捎书信，民族团结一条心”等歌词，传递“家国至上、团结抗敌”的价值理念。剧中，马五与春燕突破民族隔阂的爱情，以及回汉群众共同保护八路军伤员的情节，使观众在审美体验中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这种价值认知并非通过台词直接宣告，而是蕴含在人物情感与故事情节中，使不同民族观众在共情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从而培育起“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共识。
四、曲艺艺术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挑战
尽管曲艺艺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独特优势，但当前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这些挑战既源于曲艺自身的发展困境，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一）曲种发展失衡与审美覆盖面不足
1.主流曲种与小众曲种的发展差距
当前曲艺市场呈现“两极分化”态势：相声、小品等汉族主流曲种借助媒体传播成为大众文化符号，而少数民族曲种及部分汉族地方曲种则面临生存困境。据统计，目前500多个曲种中，近三分之一处于“濒危”状态，仅有不到10%的曲种能实现常态化演出。这种失衡导致受众的审美覆盖面不足：少数民族群众难以在主流文化场域中看到本民族曲种的身影，难以获得文化亲近感；同时，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曲种的了解也多限于“猎奇式认知”，难以深入理解其文化内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曲艺作为“多元文化载体”的功能，不利于共同体意识的广泛培育。
2.地域传播的局限性
许多曲种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其语言、音乐和表演形式与地方文化密切相关。例如，苏州评弹使用吴语演唱，北方观众难以理解其唱词；藏族热巴说唱依托于特定的宗教文化背景，使其在非藏族地区的传播空间受到一定限制。尽管部分曲种尝试以普通话改编演唱，却往往削弱了原有的审美韵味。例如，将“花儿”改为普通话演唱时，便丧失了方言所承载的韵律美。这种“地域壁垒”导致曲艺的审美影响力难以跨越地域边界，无法形成全国性的审美共识。
（二）内容创新不足与时代契合度不够
1.传统题材与现代生活的脱节
许多曲艺作品的题材仍主要集中于对传统经典故事的再现（如《三国》《水浒》等），对当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实践、新故事的开掘相对欠缺。即便涉及现代题材，亦往往存在“主题先行”与“形式刻板”的问题。例如，部分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仅停留在对各民族符号的拼贴与罗列，缺少对人物情感与生活细节的真实呈现。这种内容上的相对滞后，使曲艺未能充分反映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也与年轻受众的审美期待产生隔阂。在当代观众更倾向于通过短视频、游戏等新兴媒介获取信息的背景下，缺少创新表达的曲艺作品更难进入其审美视野。
2.价值传导与审美体验的割裂
部分作品将“价值传递”等同于“道德说教”，忽视了曲艺的审美属性。例如，一些宣传类曲艺作品直接背诵政策条文，或机械嵌入“民族团结”口号，使观众在接受过程中产生审美障碍。这种“重教化、轻审美”的创作倾向，违背了曲艺“寓教于乐”的艺术本质，从而显著削弱了价值传导的效果。审美体验的缺失不仅使观众难以形成情感共鸣，更使价值理念难以实现深层次的内化与认同。正如美学家杜威所言：“没有审美体验的价值传递，如同没有血肉的骨架，无法引发真正的认同。”
（三）传播机制滞后与审美影响力有限
1.传统传播渠道的式微
曲艺的传统传播依赖于“剧场演出”“庙会表演”等线下场景，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场景的功能逐渐式微。同时，广播电视对曲艺的播出时长不断压缩，使其丧失了重要的大众化传播平台。尽管部分曲种尝试借助短视频平台实现传播，但多表现为碎片化移植，缺乏对新媒体传播逻辑的有效适配，难以形成完整的审美体验。传播渠道的局限直接导致曲艺的受众结构固化：中老年群体仍是主体，而年轻群体与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的覆盖率明显不足。这种圈层化趋势与共同体意识“全民培育”的目标存在显著张力，从而制约了曲艺在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广泛效能。
2.跨文化传播能力不足
在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中，曲艺的跨文化传播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多数表现为汉族曲种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单向扩散，而少数民族曲种在汉族地区的传播则缺乏制度化与系统性。即便存在双向交流，也多停留在展演层次，缺乏对曲种文化语境与审美意涵的深度阐释，因而难以引发受众的深层审美认同。例如，蒙古族好来宝在汉族地区的演出往往被视为“新奇的表演”，观众未能理解其“即兴编唱”所蕴含的民族智慧；而汉族相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演出，则因“方言梗”与“文化梗”的理解障碍而削弱了幽默效果。这种交流的表层化倾向，使曲艺在跨民族传播中难以实现真正的文化互通与审美共情。
五、优化曲艺艺术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
针对上述挑战，需从创作、传播、传承3个维度优化曲艺实践，充分释放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审美效能。
（一）强化创作：在审美融合中构建文化认同
1.推动曲种的跨民族融合创新
在创作层面，可探索建立“跨民族曲艺创作机制”，鼓励不同民族曲艺演员与创作者开展合作，开发融合性曲种。例如，将藏族热巴的舞蹈元素与汉族快板的节奏相结合，创造“热巴快板”；将回族“花儿”的曲调与相声的语言技巧结合，形成“花儿相声”。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形式拼接，而是在尊重和保留各民族曲种精髓的基础上，挖掘其中的审美共性，创造新的艺术表达。同时，应重点聚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题材，如“茶马古道上的民族互市”“援疆干部与当地群众的故事”等，以曲艺的叙事方式讲述“共同历史、共同生活、共同梦想”，使作品既彰显民族特色，又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创新价值传导的审美方式
在创作理念上，应倡导“以情动人、以美育人”，将价值理念有机融入人物塑造与情节发展之中。例如，在表现“民族团结”主题时，可通过“不同民族共同解决一个难题”的具体故事（如共同抗旱、共同保护文物等），生动展现团结的力量，而非停留于口号式表达。同时，可借鉴影视与文学的叙事手法，提升曲艺作品的故事性与感染力：如采用“多线叙事”展现不同民族人物命运的交织，用“反转剧情”打破单一化、刻板化的形象设定。通过叙事结构与审美元素的丰富化，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自然接受价值引导，实现价值认同的潜移默化。
（二）拓展传播：在审美辐射中凝聚情感联结
1.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传播矩阵
在传播方式上，应坚持“线上线下融合”的思路，既拓展覆盖面，又深化情感认同。线下方面，可在民族地区建设“曲艺体验馆”，设置“曲种互动区”（如让观众尝试好来宝的即兴编唱、快板的打板），通过沉浸式体验增强审美亲近感；同时，在学校、社区广泛开展“曲艺进万家”活动，针对不同民族受众设计专场演出（如为藏族学生演出融入藏语元素的相声），实现“因人定制”的传播效果。线上则可打造“云端曲艺馆”，借助短视频平台推出“曲种科普”系列（如以动画形式解读达斯坦的历史）、“跨民族合作作品”系列（如回汉演员合唱改编版“花儿”），开发曲艺主题互动游戏（如“猜曲种”“学唱腔”），以趣味化方式吸引年轻受众。通过线上传播扩大受众覆盖面，线下体验强化审美共情，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提升曲艺在共同体意识培育中的传播效能。
2.提升跨民族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在传承层面，应实施“少数民族曲种推广计划”，通过翻译整理蒙古族好来宝、维吾尔族达斯坦等经典作品，配以字幕和文化注解，使其在汉族地区实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将汉族主流曲种的优秀作品译介为少数民族语言，在保持原有审美韵味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编（如蒙古语演绎相声时，应保留“抖包袱”的逻辑而非简单直译）。此外，在民族地区定期举办“曲艺交流节”，不仅安排跨民族演出，还应增设“曲种工作坊”和“文化论坛”，促使演员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创作理念与文化内涵。通过“展演+解读”的双重路径，推动曲艺在不同民族间实现深层传播与价值互认，从而营造“互赏互鉴”的审美氛围。
（三）夯实传承：在审美教育中培育价值共识
1.将曲艺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在教育传承层面，可在中小学开设“曲艺审美课”，选取汉族相声、藏族热巴、壮族末伦等各民族代表性曲种，通过“听—学—演”的方式，引导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曲艺的审美魅力。教材编写应突出“一体多元”的主题意识，例如对比不同民族曲种对同一故事（如“嫦娥奔月”）的多样演绎，展现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整体性。在高等教育阶段，可设立“曲艺与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培养兼具曲艺素养与民族理论功底的复合型人才，鼓励民族地区高校开设“跨民族曲艺创作”课程，推动青年学生用曲艺的形式表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曲艺传承的学理化与时代化。
2.加强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与激励
在传承机制层面，可实施“非遗传承人赋能计划”，为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提供系统化培训，内容涵盖现代创作技巧、新媒体传播方法等，以提升其对新时代语境的适应力。同时，设立“共同体主题创作基金”，对反映民族团结、国家认同的优秀作品予以奖励与扶持，鼓励传承人自觉将共同体意识融入创作实践。在此基础上，应推动传承人的跨区域交流：组织汉族相声演员向蒙古族好来宝艺人学习即兴编唱技艺，邀请少数民族传承人到汉族地区观摩相声、评弹等表演，形成技艺与理念的互动融合。通过传承人的“流动”，实现曲艺审美价值的跨民族传递与共享，从而不断增强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现实效能。
结语
曲艺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载体，其形式之美、内容之美、情感之美与价值之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需求高度契合。通过审美认同、审美共情与审美共识3条路径，曲艺不仅能够传递中华文化符号，营造多民族共享的情感体验，还能够在审美愉悦中培育价值共识，从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当前，曲艺艺术在实践中仍面临曲种发展失衡、内容创新不足、传播机制滞后等挑战。对此，需要通过跨民族融合创作、立体化传播、国民教育传承等路径，优化其审美效能，充分释放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价值。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其一，量化分析曲艺审美体验对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作用机制，例如通过问卷调查或实验法测量受众认同度的变化；其二，探索曲艺与影视、动漫等现代艺术形式的深度融合，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合力”。从本质上看，曲艺的魅力在于其“接地气”的审美表达——它以人民群众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讲述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新时代的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只要始终坚守这份“人民性”与“审美性”，曲艺必将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精神纽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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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鲍震培、徐婷、刘红英：《曲艺彰显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探赜—以近十年曲艺主题创作为例》，《曲艺》，2025年第5期。
[7]秦珂华：《守住曲艺的根和魂 为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添薪助火》，《曲艺》，2025年第2期。
[8]刘晓海：《曲艺主体性与曲艺三大体系建设》，《曲艺》，2025年第3期。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邵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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