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画的百年发展史，本质是一部中国大众文化的演进史：它既见证了社会思潮与艺术审美的变迁，也呈现了本土文化在工业化、数字化浪潮中的生存困境。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图像史诗』，其打动人心的核心，或许正在于它用线条与色彩记录下的——那个关于传统与现代、坚守与突围的永恒命题。
“连环画”就是用多幅图画表现一个故事。
如果对连环画追根溯源，了解它究竟起源于何朝何代，今天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说在远古壁画上、在敦煌石窟里看到的有着连贯故事的图画，完全可以看作是“连环画”的最早雏形，但是要从它的绘画理念和技法上看，与今天的连环画相去甚远。
明清时期，《聊斋》《三国》《水浒》等小说刻本中的“回回图”（每回一幅插图）已具连环叙事意识，如光绪十年（1884年）印行的《聊斋》插图本，以单幅画面勾勒故事核心场景。1889年，文益书局出版朱芝轩绘制的《三国志》，以200余幅石印图画配小说回目，成为近代连环画的早期尝试，然其叙事仍依赖文字说明，画面连续性不足。
1918年，上海丹桂第一台连台戏《诸葛亮招亲》《七擒孟获》催生了舞台形象改编的连环画。朱芝轩联合刘伯良、李澍丞等人，参照戏曲舞台角色造型绘制图画，虽保留“马鞭代马”“布帐代城”“桌子当桥”等程式化符号，却首次实现了故事场景的连续呈现。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西游记》连环画，首次定名“连环图画”，终结了北方“小人书”、两广“公仔书”、浙江“菩萨书”等地域化称谓，奠定了现代连环画的命名基础。
20世纪30年代，连环画进入专业发展期。赵宏本、朱润斋、周云舫、沈曼云被誉为连环画界“四大名旦”，其创作聚焦神怪（如《封神榜》）与武侠（如《七侠五义》）题材，呼应当时上海流行的美国西部片、国产武侠电影及连台神怪戏。报纸副刊成为重要传播载体：叶浅予的《王先生》以钢笔速写刻画小市民的滑稽生活，通过“四格漫画”连载数年，让读者在笑声中窥见社会底层压力；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则以流浪儿童的苦难遭遇，刺痛了战乱时代的社会神经，两部作品均成为跨时代的经典。彼时上海街头书摊密布如“文化步哨”，茅盾曾描述：“花两个铜子，就可坐在条凳上租看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足见其市井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领导连环画作者绘制“工人斗争”“反日故事”等宣传画，在解放前夜创作筱丹桂被逼死真相、护厂斗争等题材，使连环画成为革命舆论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环画成为“歌颂新生活”的文艺阵地。国家有计划组织创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聚集赵宏本、程十发、贺友直、顾炳鑫、钱笑呆等海派画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则召集徐燕孙、卜孝怀、刘继卣、王叔晖、任率英等京派名家，形成南北创作集群。1951年，全国出版连环画册1840种，总印数1945万册；至1957年，年出版量达2200种，印数突破1.06亿册，1951年至1956年累计出版过万种，印数达2.6亿册，《三国演义》《水浒传》《鸡毛信》《山乡巨变》等作品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被群众称作“解放书”。
稿酬制度激发了创作热情。贺友直曾回忆，当时连环画稿费标准为13元/页，完成一部百页作品可获1000余元，而普通工人月薪仅几十元，这使连环画画家成为当时收入较高的群体。题材上以反映建设热情（如《钢城春晓》）、抗美援朝（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主，兼顾农业科技普及（如《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传统名著改编——《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西厢记》等作品因融入新社会价值观得以保留，其中王叔晖绘制的《西厢记》彩色连环画以工笔重彩技法成为经典。作为“最初级的教育读本”，连环画图文并茂的形式覆盖各年龄层，不仅是儿童启蒙读物，更是文盲群体的扫盲工具，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教育中扮演关键角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连环画创作的低潮期。前期以移植《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8个样板戏为主，画面多临摹舞台剧照，人物造型脸谱化（如英雄人物必高大英武，反派必獐头鼠目）；后期推出《广阔天地炼红心》《艳阳天》《西沙儿女》等作品，题材狭窄且思想禁锢。1970年全国连环画出版量近乎为零，直至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督促下才恢复编创，但整体艺术水准较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显著倒退。
1978年改革开放后，连环画迎来“二次繁荣”。国画家、油画家、版画家纷纷跨界创作：沈尧伊的《地球的红飘带》以油画技法再现长征史诗，尤劲东的《人到中年》用写实手法刻画知识分子困境，二者均突破传统连环画的单线平涂技法。《连环画报》成为创作高地，1981年第1期推出贺友直的《白光》，第11期发表尤劲东的《人到中年》；1982年转发王怀骐《红旗谱》、赵奇《爬满青藤的木屋》；1983年推出俞晓夫《一个儿子》、李全武与徐勇民《月牙儿》等精品，单期发行量最高达128万册。
1981年，原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等举办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奖，《白求恩在中国》《白光》《十五贯》《白毛女》等77件绘画作品获奖，《中国成语故事》等33件脚本获奖。各出版社竞相发力：浙江美术出版社组织《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集，请曹禺作序。辽宁美术出版社推出《西游记》《前汉演义》，体育出版社出版《神拳》，音乐出版社推出《音乐家故事》，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1982年，全国出版连环画2100多种，印数8.6亿册，创历史新高。
然而1984年后，在港台武打影视剧热潮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武术题材连环画，跑马书（指内容重复、绘制潦草的快餐式作品）泛滥成灾，导致新华书店库房积压严重。1986年出版量骤降至1.3亿册，1987年更降至7000万册，行业因市场混乱与质量下滑陷入危机。
20世纪90年代后，连环画因电视、互联网、电子游戏的普及而受到影响，日本动漫以其夸张的表现力和工业化生产模式吸引年轻一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短视频、网络文学更使“图像快餐化”成为主流，传统连环画的单幅叙事节奏难以适应现代阅读习惯。
从市井书摊到数字屏幕，连环画的兴衰史恰是中国大众文化形态变迁的微观缩影。如今，它更多以“怀旧符号”存在于收藏市场，而如何在坚守线描艺术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社会议题（如都市情感、科技伦理），并借助VR、AI等技术创新表现形式，仍是其突破生存困境的核心命题。
《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编创历经6年时间，是中国连环画史上的鸿篇巨制。其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由魏巍原著、沈尧伊绘制，926幅作品全景式展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阔历程。
其重要性在于，它突破传统连环画的叙事局限，以史诗般的笔触融合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既还原了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又深入刻画了革命者的精神世界，成为红色题材连环画的巅峰之作。
当下，它不仅是传承长征精神的生动载体，让年轻一代通过视觉艺术触摸历史，更以精湛的绘画技艺为连环画创作提供范本，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提醒人们铭记历史厚度与艺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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