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金雅守持兴趣、思想、情怀的三位一体，创掘深耕人生论美学。她将美学的使命定位于弘发民族审美心灵，引领人文精神前行，持续创掘阐发了“美情”“美趣”“化我”“不有之为”“远功利而入世”“张力超拔”“诗意共舞”等一系列人生论美学概念命题，大美观、美情观、美境观立体联动的人生论美学基本理论视域，创美审美一体、美学美育兼济、诗情诗意和融的人生论美学当代话语。她力主美学破圈、美育破墙、关怀民生、走向大众、回应时代，积极引领美学（育）公益，发起组织多层面多形态的美学（育）对话，倡扬人人、时时、处处的人生美育实践，引领向美弘美的人生美育风尚，影响深远。
关键词 人生论美学；兴趣； 思想；情怀； 创掘
人文学科的理论自信、话语自觉、精神自强，源自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同时也需要涵纳中西古今一切人类的智慧，需要在师承和传承中披荆开新、继往开来，需要直面现实生存、当下语境，关切生命、生活、生存，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人文学者研究学问、传播知识、创构理论、观审社会、探索人生，同时他也在创发自己的思想，叩问自己的情怀，追寻自己的信仰。真正的人文学者，他首先是一个人，有他鲜活的血肉和思想，有他独立的品格和精神。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呈现的是他这个人，是这一个鲜活而独特的人，以及他对这个鲜活而生动的人间世的兴味与爱意、思致与情怀、洞悉与省思。
人文理论的发明与创掘，是一个思想求索和精神跋涉的苦旅，是一个兴味丰盈和心灵对话的悦旅，也是一个涵养爱意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澄明智慧信仰的心旅。爱意、观审、反思，使人文学成就温度和底线。走向实践、介入生活、拥抱生存、引领超拔，既是人文学术生命力的实际检验，也是接受社会、大众、历史的客观评判。
胸纳万物，涵我化我。在创掘中淬情怀，在问学中养精神。回首40余载向学路，所有的迷惘与思酌，所有的痛苦与欣悦，都是涌动于心底的温暖。
一
兴趣和努力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世上之事莫不如此。择一事，尽一生，源于发自内心的兴趣，辅以持之以恒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如能尽此，已是命运的福待。于我而言，美与艺，是我此生此心所悦所系。
我是从文学步入美学的，从懵懂不知不觉，到经酸甜苦辣而怡然，历艰难曲折而无悔，不仅是对个人思想的淬历、思维的锤炼、能力的提升，也是对自我人生观、价值观、情感与信仰的磨砺。
1981年9月，第二次参加高考的我入读杭州大学中文系。与这个专业结缘，有自己打小而来的兴趣，有亲友老师们的影响和勉励。我的老家是历史上有名的桔乡——浙江台州的黄岩。我父亲只读过三年小学，但他爱看书，能讲故事，常常利用工作余暇阅读古典文学名著。我母亲有个朋友，我叫他季叔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季叔叔一开讲，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全都搬着板凳过来了。我打小喜欢看连环画，当时家里只有一册《看图说话》，我翻来覆去地看，书页都被翻得发黄卷边了。大概小学三四年级，我开始看长篇小说，书里有些字还不认识，就连蒙带猜，几乎把父母单位的阅览室、县城里的图书馆全都借了个遍。我后来一直认为，文学艺术作品是对孩子最好最完整的教育，因为不仅可以借它辅助识字，学习写作与表达，更重要的是，好的作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教育、创造教育、价值观教育、个性教育。入读初中后，我的作文经常受到语文老师徐东星先生的表扬。徐老师旗帜鲜明地鼓励我们，写作文要写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不要总是人云亦云，观点老套。徐老师当时主要夸我不墨守成规，文字有点自己的味道。进入高中，前后两位语文老师，何在田先生和苏士俊先生也蛮喜欢我的作文。两位老师组织编印内部发行的学生散文选集，取名《新苗》，分别于1979年5月和1980年5月推出，前后共印制了两集。我有4篇习作《我的同学》《观雪》《雨中游九峰》《观花灯》被选入集中。这些稚嫩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老师还专门设计了封面，写了编者的话，这着实是让我们开心的。文学和美的种子，或许就是这样一点点播种下的。何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提到杭州大学中文系，那时我感觉这就是全国最好的中文系了。我的心底不知不觉有了一份朦胧的期盼。高中毕业当年，高考失利。复读一年后，1981年，我考出了高于全国重点线20多分的总成绩。没有任何犹豫，我选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第一志愿。
刚入大学，写作教研室主任陈为良教授选拔我进入系里由四个年级的同学共同组成的文艺评论社团，这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写作和文学的兴趣。本科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杭大中文系名师荟萃，当时除了闻名全国的“两古”，文艺理论也是实力雄厚。我先后选修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李寿福、蔡良骥、丁子春等教授开设的文论课程。进入大三后，我开始跟随任教美学的朱克玲教授，撰写本科学位论文《艺术“空白”浅探》。这篇文章在我大学毕业两年后，发表于《台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这也是我第一篇真正意义上公开发表的理论文章。“艺术‘空白’”，是我自己选择的主题。散文诗曾在20世纪上半叶兴盛于中国现代文坛，它以诗和散文结合的独特韵味，代表了对新文体的一种探索。对我来说，我比较喜欢它的含蓄隽永，文字舒张有致，不像诗歌在格律上有过多束缚。“艺术‘空白’”这个问题，首先来自我阅读散文诗的感受。在朱克玲教授的指导下，我把论域拓展到绘画、电影、小说等多种艺术样式，探讨它们在艺术创构中的共同规律。朱克玲教授是一位非常优雅聪慧的女教授，举手投足满满的书卷气，说话轻柔温润，听着就是享受。我每次去她家请教，朱老师和她的爱人——教授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郑择魁教授，总是双双出来迎接我。两位教授相敬恩爱，平等而亲切地对待我这个毛头小友。非常感恩一路走来无数指点我、教导我、帮助我、扶掖我的恩师，他们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一种深入生命的细腻感受，一种暖暖的学问味道，一种学术人生的馨美具象。“艺术‘空白’”，作为文艺美学的一个基础性命题，回过头去看，这真是一个完全发自兴趣的选择。或许，从这里，已经种下我与文艺美学的此生牵挂。
大三那年，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李寿福教授组织选修他的西方文论课程的同学，编撰油印了《西方文艺理论百题》。这个小册子共有246页，收入1981级中文系50多位同学研读西方文论的83篇小札。1984年9月，册子印刷前夕，李寿福教授还专门撰写了《编后》。《百题》对于刚刚接触文艺理论的青年学子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训练与引领。掌握材料是研究的第一步，结合现象、比较分析、探寻规律，逐步得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研究就是这样一步步推进的。李寿福教授带领我们走上的正是这样一条务实严谨的学术之路。同时，他也尽量发掘并尊重我们每个同学的兴趣和个性，自己先行遴选准备了一百多道题目，再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选择。翻开这本已经发黄的小册子，我看到了自己撰写的《普洛丁的“美的阶梯”说》和《维柯的形象思维理论》两篇小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普洛丁关于“美的阶梯”的探讨，其中关于“太一”，关于“真、善、美”的统一和本源，关于“物性世界”和“神的美”，关于“现实的美”与“灵魂的视角”，可能在那时就已经拨动了我的心绪。同时，这个训练也教会我做学问先要从基础文献入手，慢慢地，这成为我的一个习惯。后来，每启动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我必然从一手文献整理入手，虽然这样做，前期花费的时间会多一些，但扎实的一手文献功底保证了研究的基本质量。只有充分挖掘与分析一手文献，才可能为观点的创掘奠定基础。
大学毕业那年，我在全年级100多位同学中，总成绩排名第二。因为感觉与自己的兴趣不够契合，我主动放弃了当时系里选拔我进入杭大古籍研究所攻读古代汉语硕士的机会，回到家乡台州师范专科学校（后改为台州学院）中文系任教。台州师专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临海，临海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气息浓郁。1985年夏，我到台师报到，时年20周岁。我在台师工作了四年，安安静静地又看了四年的书。那时看的书范围很广，主要是依据自己的兴趣，以文学经典和理论名著为主。
1989年，我考回杭州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硕士。为什么继续读硕，现在想来，并没有什么远大的规划，也没有任何的思想斗争，好像是自自然然的，就是要去读书了。中文系安排王元骧先生担任我的导师，自此，我和文艺学真正结缘。读硕期间，王老师让我们学点哲学，我就跨系选修了哲学系的中西哲学史课程。正是因为这个机缘，庄子研究引发了我的兴趣。《庄子美学本体观释论》是我硕士一年级时选修中国哲学史课的结课作业，后经补充丰富，扩展成一篇万余字的文稿，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今天来看，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文字都很稚嫩。但从史论切入美学基本问题，将审美问题与人生问题相关联，肯定“大美”之“道”，关注“真、善、美统一”，追寻“美的人生价值”，这些基本思路和立场在这篇文章中已初见端倪。我的研究轨迹，可以说，也是由此而前行的。在基本点上一以贯之，逐渐地拓展、衍深、明晰。具体而言：一是聚焦中国美学思想资源，传承推进相关理论建设；二是聚焦美对于人自身的意义，挖掘弘扬美的活动的人文意义；三是逐渐确立人生论美学的思致和立场，创掘阐发人生论美学的精神韵趣和民族话语。
二
思想与表达是人文学术的AB面。没有思想的人文学，是没有灵魂的；没有与之匹配的表达，思想也无法交流和传送。人是活的，人生是生衍不息的。人文学的所有知识都要围绕着活的人和鲜活的人生来生成，都是为了人和人生的。知识是思想产生的必要前提，知识生产必须严谨，相应也需要具有一定规范的表达。表达使零碎的思想演绎为逻辑的理论。知识是思想的基础，而单纯的知识生产不是人文学的终点。思想创发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和厘清，但如因此钳锢思想的新创和情怀的弘发，那就南辕北辙了。知识反映和总结现实，思想向现实提问，推动现实提升。知识可以学习，可以接受。思想需要提问，需要发现，需要分析，需要开新。
思想的生成，一方面是知识积累的促发，另一方面是从知识出发的反思。思想是从知识的普遍性走向问题的独特性，是从知识的一般走向认知的深层。思想意味着创新，意味着个性。同时，能够传播的思想，它必然有着超越一般的深度，有着超越传统的新知，有着引人共鸣的情怀，甚至激扬着力排众议、万难前行的勇气、理想、信仰和力量。思想的新创，不是哪一个人随随便便的胡思乱想。思想需要切合实际、符合规律，具有内在的科学性。思想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它需要对话，需要接受质疑。思想和理论都建基于问题，科学的思想可以上升为理论，而第一步的迈出，就离不开文献的爬梳、知识的梳理，从而使思有所依、论有所出。
2000年，我再次入读王元骧先生门下，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此前，我先后在台州师范专科学校和杭州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入读博士后，和王元骧先生商量学位论文选题，王先生提议可以试着研究新儒家或梁启超。因为曾给杭州师院中文系学生开设过小说理论的选修课，我对梁启超的小说思想有所接触，遂初步确定拓展一下对梁启超的研究。梁公的文献选本众多，经过比较，我择定公认度最高的《饮冰室合集》为基础文本。记得当时，为查阅《饮冰室合集》最早的1936年版本，我每天早上赶到位于北山路上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中午吃点带上的干粮，下午闭馆时返回，没有时间看一眼近在咫尺的西湖风光。文献爬梳是一个枯燥的工作，费时耗力。《饮冰室合集》共计12册，900多万字。最早的1936年版本，市面上已无法购买，我购买的是1989年版的。我确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比对两个版本的异同，并专门做了一个自己整理标注的比对目录。第二个工作是着手以1989年版 《饮冰室合集》为依据，摘取整理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句段。摘取重点句段，这是我从大学以来养成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把一本书、一门课程的精要，通过阅读整理，图文并茂地绘制成一个自己看得明白的简要版本。一门课、一本书，有时我可以用一页纸整理完成。这个方法，于我而言，自觉非常有用。大学时，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自认为是有得益于这个方法的。
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这个摘取精要的工作，直接的成果就是整理出了一个《梁启超美学文化言论辑录》。2005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梁启超美学思想述评》经修订，正式定名《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美学文化言论辑录》作为附录二，附于书中。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同行、书友、媒体的广泛肯定，当年曾登上《新京报》学术畅销书排行榜，列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之后。《梁启超美学文化言论辑录》也意外广受欢迎，据该著责编反馈，读者纷纷来信表扬这个附录挺好的。在此之前，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领域尚无专著出版，梁启超的美学言论也未得到过系统的整理。一手文献先行，为研究夯实了基础，我也从中尝到了甜头。有了《梁启超美学文化言论辑录》，后续引用梁公的观点就便捷多了，不需要再去他的浩繁卷帙中查找。《梁启超美学文化言论辑录》分为“哲学文化总论”“美论”“艺术论”“美育论”四个部分，这是基于梁公文献的思想实际，也为我对梁公美学是人生论美学的性质界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特别是一开始，我原是准备研究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的，这也是一般人对梁公的认知，因为大家最为熟知的是他关于小说、诗歌、散文革新的“三界革命”论，但正是在整理梁公一手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后期的美学言论更为精彩，尤其是关于“趣味”的论说，富有特色且具理论含量，又有实践方面可联系拓展的亮点。这种直接来自一手文献的认知，让人非常踏实又充满信心。2004年，在《梁启超美学思想述评》中，我第一次运用了“人生论美学”这个概念，提出“梁启超美学思想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联系，构筑了一个以‘趣味’为核心、‘情感’为基石、‘力’为中介、‘移人’为目标的极富个性初具规模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结论。2005年，《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出版面世，这是国内外该领域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专著，也是我第一次明确使用“人生论美学”的概念术语。
“人生论美学”在当时还是一个新概念新理念。在此之前，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认识，学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学界公认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三大奠基人，但实际上，对梁启超、蔡元培的研究远远滞后于王国维。在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必须对其中重要却又似是而非且存在广泛争议的共性问题，予以辨析厘清，明确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基于此，我撰写了《体系性·变异性·功利性——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一文。该文由《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刊出，被大人复印报刊资料《美学》2003年第9期全文转载，这是《美学》第一次全文转载我的美学论文。这篇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帮助我理清了思路和立场，也坚定了研究的信心。在该文中，我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一是关于“体系性”，“我的基本看法是：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构成了自己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并不是完全成熟的体系”；“它的运思规律和言说方式同通常的理论体系相比也有显著的差异”。二是关于“变异性”，“梁启超美学思想前后期的差异不是一种根本性矛盾，不是一种思想的断层”；“后期美学思想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代表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是前期以文学革命思想为中心的美学观的丰富、发展与升华”；“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变’实际上正是梁启超对于美学问题思考的主动发展与自我超越”。三是关于“功利性”，“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现了他对美的独特理解，是关于美的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梁式化合”。关于这个“梁式化合”的理论体系，我尝试运用“审美实践论体系”的概念，但自己感觉不是特别准确和满意。《梁启超美学思想述评》定稿时，我首次使用了“人生论美学”的概念，尝试以此区别于学界流行的审美论、实践论及两者的各种叠加，也尝试以此区别于流行的所谓功利主义或非功利主义的截然二分。
发现问题，是研究的第一个关键点。没有问题的发现，就没有研究的开启。问题的质量一定程度上规定着研究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要发现问题，必须善于反思，勇于批判。而要解决问题，不仅要善于分析，还要勇于创新。反思和创新互为羽翼，不仅是对一个学者的学养和能力的挑战，也是对其性格和信念的磨砺。作为一个学者，创新的勇气，从根本上说，首先来自对真理的追求，而对真理的追求，需要有强大的辨析和反思的能力。其次，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对于问题的推进，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心底的情怀与信念，心中有没有装着芸芸众生，对他们的处境是否关注和敏感，对他们生存的命运是否关切和关爱，对万物的生衍生息是否满怀慈爱，这一切都可能激发你的敏感点，激发你的创造力，激发你思维激荡之热情和破除万难之勇气，其动能之强大，有时难以用理性的逻辑和刻板的计算去估量。当然，理论研究需要回归逻辑，需要理性的对话。但是在逻辑和理性之前，我一直以为，人文学术是不能缺少发自内心的兴趣和动能的，不能缺少激扬思想的反思与批判，不能缺少蕴溢深情的真挚关切，甚至不能缺少超越小我奉献小我的挚诚和信念。人文学术在根本上是说真话、存真思、弘真情、扬真美，只有这样才能与更多的心灵共鸣，与更多的灵魂同振。
我的学术历程大体可分为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原理研究三个领域和阶段。个案研究主要是梁启超，早期涉及庄子。群体研究主要是以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人生（生活）艺术化”群体及相关思潮辨析。原理研究主要是“人生论美学”的话语建构和精神论析。这三个研究领域，或者说研究对象，大体有一个时间上的纵向脉络，也有横向的交叉，从庄子、梁启超的个案到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群像，既是一种前后延展，也是一种交叉拓衍，同时随着整体研究的拓展和认识的深化，我对这些个案和群体也陆续有了一些新认知和新发现，这也是一个不断挑战既成定论和流行观念的过程。如按常规的、流行的、西方经典式的美学模型来对照，庄子和梁启超就是非典型性美学家，但若论中国式美感意趣和美学精神，庄子很难说不是一个典范的源头。至于梁启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些。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结项成果简介，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辑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二辑）。这个项目最重要的突破，我自认为就是对梁启超“趣味”美学精神的发掘和“人生论美学”思想特质的发现。这样的结论与此前学界流行的一般认知有着很大的不同。成果出版后，学界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还是以肯定为主，且受到了读者和市场的欢迎。在此基础上，我成功申报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潮研究”，这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个项目的研究思路是从梁启超的“趣味”命题及“生活的艺术化”精神始，串联梳理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的“情趣”“哲诗”“真率”精神及其“人生的艺术化”命题，并与中西古今种种“生活艺术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相关思潮进行辨析，提出并梳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潮的主脉，提炼并阐发“中国式‘人生艺术化’精神”的理论命题及其精神特质。这个课题的结项一波三折。盲审专家中，绝大部分人高度肯定，个别人则激烈反对。反对者主要是把梁公美学归为所谓的功利主义美学，认为不能将其与朱光潜等所谓的非功利主义美学并置。感谢国家社科规划办和浙江省社科规划办的认真、审慎，给予我陈述辩驳的机会。我认为，对中华美学资源的发掘整理和理论研究，总体上还是滞后的，主要是因为自20世纪初西方美学东渐以来，我们的美学评判标准基本上是以西论中，而核心的观点和立场就是标举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理论美学的审美无功利性原则，且以此为基准，一度把中国现当代几乎所有的美学思想、学说、学人，截然区分为所谓的功利主义美学（家）和非功利主义美学（家）。这种削足适履的简单二分法，不仅造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中的种种武断之论和浮躁之言，也极大妨碍了对中华美学优秀资源的价值发掘和特色发现。最后，这个项目算是有惊无险，以“良好”结项。
人生论美学，是我对中华美学的民族特质和理论精神的一种认知和概括。回首自己走过的研究历程，可以说，绝大部分论著都是从不同的问题、角度、层面切入，探研聚焦这个论题。这是一个从不是很自觉到慢慢自觉再到逐渐坚定的过程，其中基本路向、立场、观念从不曾改变。2013年，我获得了第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生论美学与中国学派”。在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学界同仁、报刊媒体、社会共众的理解、肯定、支持、帮助。从2008年开始，我和团队同仁及诸多学界前辈、友人同仁、社会贤达，持续发起全国性学术会议（活动），编辑美学丛书，组织专题论文，开展各种形式的美学（育）普及，将人生论美学的理念持续推向圈内外，引导人生论美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同时接受学界和社会的检验。我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6卷）、“中国现代美学名家研究丛书”（6册）、“中华人生论美学经典悦读书系”（4册）、《人生论美学与中华美学传统》、《人生论美学与当代实践》、《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文献汇编》、《梁启超美学文选》等，出版著作《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中华美学：民族精神与人生情怀》《拥抱人生的美学》《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引论》《美育与当代儿童发展》等，《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也先后由两家出版社推出3个版本。我和团队同仁在《人民日报》《文学评论》等发表系列论文，《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数十次转载（摘），成果也多次获奖，并入选多种年鉴，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和社会口碑。在探掘创构人生论美学的过程中，我陆续创掘阐发了“美情”“美趣”“化我”“不有之为”“远功利而入世”“张力超拔”“诗意共舞”等互为呼应关联的概念和命题，在术语创用、理论弘发、精神引掘等不同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原创性。通过这些概念命题，我着力尝试论析知情意行合一、创美审美一体、美学美育兼济，以无私之情筑心、以超拔之眼立命、以大美之胸入世，积极涵构当代中华审美心灵的人生论美学的精神趣韵和话语逻辑。
从治学的角度来说，理论文字是需要严谨的逻辑表达和细致的文字打磨的。如果表达是混乱的，文字是粗糙的，深刻的思想也可能难有良好的接受和传播。理论训练是艰苦的，但只要花功夫，持之以恒，就可以见到成效。我曾请教过多个重要报刊的理论编辑：名家的文章和一般学者的文章有什么区别？他们几乎一致提到，名家的文章言简意赅、条理清楚、明晰好读。我的理解是，思想的质量和表达的质量，大体上是成正比的。理论文字如何追求表达的质量，这个问题一直贯穿于我的研究过程中。一开始，我的落眼点是让圈内人读明白。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媒体跟我约稿，编辑们跟我讲，报纸文章的题目和文字需要明晰简洁，有更广泛的适应面，我就努力调整自己既成的文字惯性。其实，文字的惯性深层次上也是思维的惯性。再后来，我应邀去企业、地方图书馆等公共的圈外平台演讲，那就更需要接地气。理论并不是冰冷的，它可以触动人心。关键是要换位思考，需要研究接受对象的需求、兴趣、可接纳的切入点、适合的表述方式等，这并不是放低要求、放弃原则，而是探求如何深入浅出地让理论“出墙破圈”。人文学的理论应该与鲜活的生命、火热的生活同频共振。美学作为人文学，其理论内质及表达形式，都需要切入生活、融入生存的人文之眼，以及与之匹配的真切滚烫的情怀。
三
人文学者的情怀，我以为有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理论情怀，一个是现实情怀。理论情怀，是作为一个学者内在的理论使命感，是要去攻克理论的难题，推动理论的发展。现实情怀，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希望理论可以落地，可以去介入生活，照亮生命，惠及普通大众，而不只是个人或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情怀是一个人思想的灵魂，是一种内在的使命感和深沉的价值感。真切的情怀可以促使一个人迸发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光芒和智慧光芒，驱动并赋予他无畏的创造光辉和排除万难的信念信仰。
每一项科学研究，每一个新问题的发现，每一个新观点（念）的提出，都是积累和分析、反思和批判、智慧和勇气的叠加。人文学者几乎没有一蹴而就的。所谓天才，是在某个领域、某个问题上持之以恒地不息攻关，他比别人多花上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苦功。很多人只看到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而在通往结果的荆棘之路上，流下的汗水，付出的辛劳，经历的挫折和失败，常常不为人知。要谈治学的体会，第一条就是对学术的敬畏，就是身为学人咬定目标、崇真求实、知难而上、百折不挠的思考、创掘、坚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首页摘录了梁启超先生的两句话：“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直到今天，我仍为梁公的话折服。这就是一种穷究真理、崇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第二条是，人文学科的问题不只是书本上的，它也来自生活的实践，来自人自身的生存，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它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直面现实、介入实践的鲜活意义。做人、做事、做学问要统一，是我经常告诫自己的。这不仅是一种姿态，也是发现、思考、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在梳理和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时，我强烈地意识到，要准确解读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就必须首先认知他这个人；而不深入研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也是很难准确把握梁启超这个人的。我要求自己，从梁启超千万余字的文献和诸多研究他的著述中，首先要努力还原他这个人。趣味，是我找到的一个关键词。这是一个重新发现梁启超的过程，也是一个与梁启超对话的过程。实际上，从接触庄子开始，到研究梁启超，我强烈地感觉到，人文学科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学科理论本身。如果全身心投入、沉浸式研究，人文学科就不是冷冰冰的，就不只是观点和文字，它是对于鲜活生命、烟火生活、真实生存的心灵映射，是跳动着的可触摸的人对于自我的关爱关切。
人生论美学，是一个具有中国气质的名词。它的哲学基础，源自中华文化的人生论精神。人生论的中心是人，是关切、观照、省思人的生存，是为人的生存创构思想开掘理想。在这个意义上，人生论美学最根本的就是关切人的立命之道，关切人生的涵美、立美、成美之道。它在根本上是对中华审美心灵涵构的诗意想象和诗情回答。人生论美学与“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中华文化精神心神应和。就我个人的学术轨迹，在博士学位论文《梁启超美学思想述评》和专著《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我第一次运用“人生论美学”的概念，从个案的角度明确切入和运用，以此来界定论析梁启超的美学品格。我在《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发表《人生论美学的价值维度与实践向度》，第一次从原理层面明确运用“人生论美学”的概念，对其术语涵义、理论指向、实践向度等，提出了初步看法，此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文艺理论》2010年第10期全文转载。《学术月刊》以“人生论美学初探”来命名这组共3篇的文稿。我在《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发表《人生论美学传统与中国美学的学理创新》，进一步从理论层面予以丰富建构，提出了 “大美”观（理论基础）、“美情”观（理论核心）、“美境”观（理论指向）的人生论美学三维架构，即“审美艺术人生动态统一的大审美观”“真善美张力贯通的美情观”“物我有无出入诗性交融的审美境界观”，此文被《新华文摘》2015年第11期全文转摘。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了我的《中国美学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一文，其中我提出三个观点：一是“形成世界范围内一套统一的标准的美学话语体系，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二是“回归美学以情感和价值等为中心的人文维度，是美学真正实现深度突破与自身价值的必由之路”；三是“确立自己的基本范畴”“建构自己的命题学说”“形成自己的方法思维”“弘扬民族美学精神”，是构建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应该关注的四个重要方面。2016—2024年，我陆续撰写发表《论美情》《大美：中华美育精神的意趣内涵和重要向度》《大我·无我·化我：中华美学的大美构像和现代进路》三文，分别对人生论美学的“美情”观、“大美”观、“美境”观三个问题逐一具体论析。《论美情》首发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新华文摘》2017年第5期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7年第2期全文转摘。该文率先对“美情”的概念和命题，从美学原理层面进行溯源、辨析、建构，并率先提出“粹情”“常情”两个相对照的概念。《大美：中华美育精神的意趣内涵和重要向度》首发于《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8期。该文论析了中华美学“大美”追求的美育内核，其实质是以美涵人立人育人的民族文化精神，它倡扬真善美贯通、创美审美统一、美学美育统合，从而使生命化育、天地运化、审美创化在知情意行统一的践行中融通化衍。《大我·无我·化我：中华美学的大美构像和现代进路》首发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美学》2024年第4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8期全文转摘，《新华文摘》2024年第14期论点摘编。该文论析了以“我”之美成作为聚焦，将主体生命的诗性提升与大美追求相融汇所体现的中华人生论美学的民族诗情及其现代进路。
回首我的美学之路，若从1991年《庄子美学本体观释论》算起，到今天，我在这块园地思考探掘也有30余载了；若从《艺术“空白”浅探》算起，那就40余载了。一路发表论文、出版著作、获得项目和奖项、组织和参与学术活动、深入企业和社会大众，幸得诸前辈友朋之提点、帮助、支持。我告诫自己：问学之道，最根本的是下苦功夫，是持之以恒的努力；作为一个学人，在名利面前要淡然，处身潮流和喧哗之中要淡定；遵从本心，求真究底，勤于思考，勇于开新，心存情怀，学为众生；虽不易，勉力为。
人生论美学，并不只是花红柳绿，也不只是小桥流水。不有之为，远功利而入世，张力超拔，诗意共舞，美情化我，哪一个不是拨云雾而见蓝天，哪一个不是经雨雪而悦花香。对人生论美学的思考和探索，使我的人生丰盈而有味，也让我更细腻深切地创化、观审、体味人生。酸甜苦辣怡然，艰辛苦乐悦然。深深感恩并拥抱这一路所有的相遇。
作者简介：金雅，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 刘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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