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袁济喜教授1978年参加高考，之所以报考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有三个原因。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但挡不住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这些学子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与信念。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期间，袁济喜教授养成了独立思考、不傍他人的学术价值观，特别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他的学术探索影响至深，也是他的学术志趣所在。老师们的传道授业也为他后来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治学态度上，袁济喜教授认为学术贵在勇气，贵在创新，他的《六朝美学》就是例证。
关键词 高考；中国人民大学；思想解放；治学；《六朝美学》
1978年9月27日上午11点，我作为刚刚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78级本科新生，从老家上海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当时的北京站广场并不大，人也不多，我一眼就看见了中国人民大学迎接新生的几位老师，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上竖着一面旗帜，写着“中国人民大学新生报到处”。我和另一位从上海一起过来的党史系学生分外激动，从此开始了我和中国人民大学将近一辈子的缘分。
在中国教育史上，78级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见证了中国的变迁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受益者和推动者。中国人民大学处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历史关头，浴火重生，我有幸见证并参与到这一时代巨变中，在这里开始了大学生涯，步入学术的道路。回首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一、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原因
1974年3月，我从上海的三好中学高中毕业之后，来到上海崇明岛的红星农场工作。1978年6月，我在农场参加了高考。两个多月之后，分数出来，面临着报志愿。几经考虑，我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9月初，我在农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月底，我告别亲友，赴北京报到，开始了大学生活。
一个23岁的上海年轻人为什么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人民大学刚刚复校，我有幸赶上了这个机会。我的大哥跟我说，人民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中学老师也为我感到高兴。1977年9月，邓小平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1978年3月，中央指定成仿吾、郭影秋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负责筹备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同年7月7日，国务院发文重申，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大学。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对于加强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高等学校政治课师资的培养工作，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我当时选择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是这一原因。
［1］本文根据作者2023年5月3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讲演整理而成。
第二个原因，和我的童年与少年情况有关。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商业城市，也是国际大都市，很多上海人，包括我自己当时是不愿意离开上海的。当时从上海到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的学生中，中文系只有两个同学，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上海黄浦区的高中生。我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在1946年从湖北黄陂农村来到上海谋生，做手工劳动，生活异常艰难。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并不多。记得小时候一块在弄堂里玩的那些伙伴，绝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上海的社会结构分层是非常明显的。一般来说，从事体力劳动的大部分是江苏北部的，从事一般产业生产的主要是山东、湖北一带的，像我父母这一辈，就是手工劳动者；从无锡、苏州来的人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资本家；当然也有一些大资本家，像荣氏家族，他们来自无锡，主要从事布匹、面粉、颜料生意；江浙财阀主要从事垄断金融行业；还有从宁波来的从事航运业。所以，上海的分层是一个金字塔。坦率地说，我小时候对上海的印象并不好，深深感觉到生活在底层的人被歧视，生活很窘困。
我小时候在上海读的是丽园路第二小学，校址原来是浙绍永锡堂，永锡堂主要是为原籍绍兴的上海人服务的，负责寄存棺柩和运送棺木。我小时候读书经常笼罩在阴森可怖的氛围中，附近又有海威寺，是上海城南的殡仪馆与火葬场，放学后我经常与同学偷偷来这里看殡仪馆的死人，后来喜欢看鬼怪小说与电影，大约与此有关。我对于“文革”的记忆是从1966年暑期开始的，当时我还在丽园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不久，学校就停课了。1968年复课，我到附近的三好中学上课。1974年3月高中毕业之后，我来到上海崇明岛的红星农场。1976年底，“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在农场感到很迷茫，那时农场已经有一些人回老家上海了。恰逢这时，恢复了高考。但是如何去应考？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大不一样的，记得我们高中班里大概有43个同学，报名参加高考的只有两个。当时我很想走出上海，摆脱童年时形成的压抑感，从过度商业化的上海走出去，到北京呼吸新鲜空气，通过上大学走进新天地，这一想法也受到家人与朋友们的支持。于是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也分外感谢人民大学录取了我们这些外地学生。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出现了两个对中国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是张志新烈士，第二个是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福明，他发表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校友给中国人民大学增光添彩，也感召了很多年轻人投奔而来。
二、艰苦环境与读书学习
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刚入校的77、78级大学生生活环境的艰难，是超乎大家想象的。当时的校舍比较简陋，我们住的地方是现在人民大学东门的红一楼，房间是12平方米，有4张双人床。每张双人床上下住两个人，一共住了8个人。我当时23岁，是平均年龄。我们班的班长叫杜贵晨，现在是山东师大文学院的著名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他当时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了。当时一个班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甚至还有父亲和儿子在一个班里上大学的。这是当时特定历史阶段所造成的情况。冬天还好一点，夏天房间热得不行，晚上11点之前不敢回宿舍，因为宿舍里太热。11点之前一般在教室里看书，当初这一带的教室都是平房。同学们一般自习到11点，然后回到宿舍，简单洗漱一下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就起床。居住的条件艰苦一点还好办，最主要的是缺乏起码的学习条件。当时，人民大学的许多住房还被部队占有，学校的老师很多都住在地震棚里，因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人民大学校园里搭建了很多地震棚。复校之后，许多从外地回来的老师没有地方住，就住在地震棚中。已故的人民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陆贵山老师，从辽宁大学回来后就住在地震棚里，一些校部机关也在地震棚里办公。还有就是缺乏起码的阅览室。现在的学生活动中心就是老图书馆，当时在东面开了一间阅览室，上面写着第一阅览室。我们是1978年9月入校，1979年10月79级新生入校，学生人一多，连吃饭都没有地方了，于是在老图书馆东边的空地上搭了一个临时大帐篷作为食堂。当时正好是深秋，一到晚上就刮风，饭上面撒了一层灰土，很多新生，尤其是一些女同学流下了眼泪。我们作为老生，实在忍无可忍，最后采取了合法的方式争取到了一些教学与办公用房，改善了办学条件。
另外一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校史教育。校史课的教室是一个大教室，叫800人大教室，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党史专家胡华教授。他谈到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当时一共有两所大学，即抗大与陕北公学。这两所学校不同的是，陕北公学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抗大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这两所学校对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校史教育，让我们这些新入校的大学生产生了一定要复兴人民大学的志向。很多老教授，像胡华教授，还有给我们做思想解放动员的哲学系李秀林老师，一再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人民大学的振兴主要靠我们年轻的一辈。后来我们77、78级大学生毕业之后，很多人留在人民大学当老师。校史教育对于我们当时的成长可谓至关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从1978年复校之后，到80年代初就声名鹊起，影响力大增。我1978年入校，1982年本科毕业，接着在人民大学读硕士，1985年硕士毕业后，在本校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当老师。当时张法刚从北大硕士毕业后来到人民大学，和我一个教研室。我们的教研室主任是马奇先生，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对美学教研室年轻老师的成长十分关注，我们的教学与生活得到他的很多帮助，他是我终生铭记的一位学界长者。当时的校领导主要是延安时期过来的那些老干部。成仿吾校长在延安时就担任陕北公学的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再任校长，他手下的那些副手也都是人民大学复校前的一些老干部，比如郭影秋副校长，还有人民大学培养的张腾霄副校长。这些老干部的特点就是非常朴实，有着坚定的信仰。在我印象当中，就一个字：土。但他们身上的那种质朴，那种忠诚，那种廉洁，那种对学生的关爱，都是今天很多人要学习的。在我们这些新入校的大学生的眼光当中，他们是干实事的一辈。学生有什么事情找他们，他们没有什么架子。也许他们的知识结构赶不上七八十年代的知识形态，也许他们的观念有一些滞后，但是他们的那种人格精神，对办学的那种执着，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中文系的老主任何洛，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非常和蔼可亲，为人幽默、亲切。每次给我们讲课或者进行座谈时，他会唱延安时期的那些歌曲，他的一些幽默的话语时常在同学当中流传。这些老干部经常到我们学生宿舍来嘘寒问暖，我们有什么想法也经常跟他们交流。当时的学生每人都发一个马扎，我们经常在平房前拿个马扎坐下开会，就像延安时期那样，那些老干部就站在前面说话。如果要问我们77、78级学生对人民大学的凝聚力来自何处，主要还是那些老干部的影响。
还有就是人民大学的老师，是他们传导给我们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思想。学校给我们的教育是以张志新、胡福明作为榜样。77、78级大学生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大家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急迫感，就像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现在学校东门竖立着一块刻着“实事求是”的石头，那是人民大学的校训。从我们入校到现在，就没有改变过。“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很多校友为了这四个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曾经帮助校友会整理过一些校友的事迹，书名叫《共和国的建设者》，从中了解到这方面的很多材料。
当时感受最深的，就是思想解放与读书思考的关系。它也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成长的动力。我们在入校之后就面临着繁重的学习任务，白天的课很多，晚上的自习一般要到11点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魏公村到人民大学这一带很荒凉，我记得当时学校周围没什么地方好去，我们基本上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不出校门，每当出校门往往感慨又过了一个月了。
大家没日没夜地学习，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我们这一辈人被耽误了十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可以说是分秒必争地读书。对于上课虽然也热心，但是有些课我也没去上，我比较喜欢自己看书，思考与讨论问题。当时我们的学习氛围是充满朝气的，77、78级的同学喜欢看书与讨论，我们经常在宿舍里、在食堂，甚至在路上都讨论专业课。有许多专业课，比如文学概论安排讨论课，其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作品的歌颂与批评的关系。当时有几部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涉及作品的歌颂与批评的关系，有点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属于文学作品的正能量和负能量。一些人认为，文学作品只能歌颂，不能批评，更不能批评现实。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比较简单化，有些优秀的作品恰恰是能激发反思和批判的，把文学作品简单归纳为歌颂，认为歌颂的就是正面的，批评的就是反面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文学作品到底是一种政治理念的简单表述，还是形象大于思维？当时的《文学评论》发表了李泽厚先生的《形象思维再续谈》，引起了很大震动。我们就对这篇文章涉及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展开了讨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西方学术文化与知识结构的评价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大量的西方学术思潮进入中国，当代西方的一些文学美学著作的重新翻译，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增加了许多知识，对于运用外来的学术思想评价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养成了独立思考、不傍他人的学术价值观。还有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与重建，涉及对于先秦老庄魏晋玄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个启蒙思潮，就是对“文革”中和“文革”之前的一些教材和有些说法重新进行反思。这些重新审视为我写作《六朝美学》提供了知识储备与创新因素。在方立天老师的指导下，我写了学生时代的第一篇论文《阮籍嵇康异同论》。这篇论文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之后，方老师跟我说，嵇康《声无哀乐论》的评价问题一直有争议，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谈谈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又写了一篇关于嵇康《声无哀乐论》评价问题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学术月刊》上。应该说这些得力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对我学生时代的思想启蒙，对于迄今为止我的学术探索影响至深，也是我的学术志趣。
三、老师与课程
从本科一年级到本科三年级下学期，我们上的课主要是一些基础课与专业课。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和这些课程，为我后来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课程与任课教师主要有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林志浩、丁浦、金戈、马德俊、王清波老师，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朱靖华、吴小林、赵乃增、李永祜老师，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老师；讲授外国文学史的赵沣、茅于美、王金陵、黄晋凯、徐京安老师，讲授西方文论史的张秉真等老师，讲授文学概论的余飘老师，讲授古代汉语的赵遐秋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上的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汉语是第二学期上的。二年级上学期上中国古代文学史，下学期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与外国文学史。大三的时候，上西方文论史与西方美学史。那些选修课就不一一说了。很多老师刚刚复校就来到了人民大学，各方面的压力都非常大，但是他们还是尽可能地把他们的知识、最新的研究成果变成课堂的教学，耐心地教我们。正是这些老师的课，奠定了我们的知识结构，培养了我们的人文精神，也影响了我作为一个教学工作者的责任心，对于这些老师我终生感谢他们。
熟悉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我的这些老师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比如林志浩教授，他是广东人，在中山大学学习之后到了北大，又到了人民大学，是他教我们的第一堂课。那是10月中旬，第一堂课我记得很清楚，林老师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戴着帽子，说着带有一点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鲁迅先生作品选讲的第一讲《祝福》。他讲得很认真，自己写的讲稿，一字一句地念，同时加以适当的发挥。林老师的讲稿写得非常认真，课间的时候，我走到讲台边上，看了老师的讲稿，发现林老师的书法很不错。还有丁浦老师，他是人民大学培养的河北籍老师，讲课非常幽默。此外，还有马德俊、王清波老师给我们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讲是朱靖华老师。朱老师是山东人，山大的高材生，他讲中国文学史的前半部分。吴小林老师是北大的才子，他讲的是唐代文学史，讲李白、杜甫，非常幽默，还有赵乃增、李永祜老师讲宋代文学与明清小说。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就是我后来的硕士导师蔡钟翔老师，他讲先秦魏晋南北朝，成复旺老师讲唐代到明代。这两位老师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课程，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还有外国文学史，也都是由这方面的著名学者来讲。赵沣老师是莎士比亚专家，她曾赴英国留学，学养深厚。茅于美老师也是鼎鼎大名，她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的女儿，也是在美国留过学，后来到了人民大学，她给我们上的课是美国文学。还有王金陵老师，讲苏联文学，她是王昆仑先生的女儿。讲法国文学的有黄晋凯、徐京安老师。讲西方文论史的是张秉真等老师，教我们文学概论的是余飘老师，古代汉语则是由赵遐秋老师教我们。硕士生阶段，给我们讲文学理论研究专题课的是纪怀民、郑国铨老师。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冯其庸先生。本科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吴文治老师，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蔡钟翔老师，硕士专业的导师也是蔡老师。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师资来源有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主体，此外还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从我们77、78级接触的老师来说，很多是华北大学，然后是中国人民大学，但也有不少来自别的名牌大学。我的导师蔡钟翔先生1952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是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王运熙先生教过的学生。黄保真老师的硕士导师是鼎鼎大名的郭绍虞教授。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教材编写会，见到了复旦大学的黄霖教授。黄老师说他跟黄保真老师很熟，说郭绍虞先生当年招研究生非常苛刻，很多学生想报考郭绍虞先生，郭先生都没要，唯独收了黄保真。为什么收黄保真教授呢？因为觉得他天资聪明，我们接触的黄保真老师的确文献功底、理论功底都是一流的。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中的司空图部分和王国维部分都是黄老师写的。所以，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民大学之所以为一流大学，恰恰是因为那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由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才担任教师，形成了强大的师资队伍。
当时的77、78级学生生活都非常简朴，非常土，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理想主义。这些可能在现在的年轻学子看来已经过时了，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精神血脉，是中国人民大学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我们入校之后不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改革开放离不开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在这个时代的巨变当中，中国人民大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的先锋。当时的人民大学不仅有胡福明、张志新，而且整个学校也出现了思想解放的先驱。哲学系就出现了像萧前、李秀林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影响整整一代人的教材。在800人大教室当中，我亲耳聆听了李秀林教授传达当时中央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他说得非常生动，鼓励我们年轻学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时还在北大历史系读本科的阎步克，现在已经是非常著名的教授，他是辽宁沈阳人，和当时与我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李黎很早就认识。李黎也是辽宁沈阳人，有一回李黎拿了阎步克用稿纸写的一篇重新评价陶渊明《闲情赋》的长文给我们看，这篇文稿思想很解放，非常大胆。后来李黎把这个稿子给陆贵山老师看。陆贵山老师也是沈阳人，原来在人民大学工作，学校解散后在辽宁大学中文系当老师，人民大学复校后回到学校工作。陆老师看了之后说文章写得好，有才气，有思想。熟悉《闲情赋》的人都知道，从昭明太子萧统开始，就对《闲情赋》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它里面有些情色的成分。萧统写过一篇文章叫《陶渊明集序》，评价陶渊明“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在汉魏以来的文学中，把美女作为理想的象征是一种传统的写法，最典型的就是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中的“闲”，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闲，而主要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意思，里面写到他作为一个男性来说，愿意成为一个美女衣服上的领子，愿意做一个席子承载这个美女的玉体。当时还是本科生的阎步克就尝试提出如何客观评价陶渊明的《闲情赋》，指出不应该有那种偏执。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后来是不是发表了，反正当时我们看了之后还是受到很大的启发。我后来通过李黎了解到他又写了一些文章，对先秦两汉历史上的一些现象进行研究。《历史研究》的主编庞朴先生看了之后，觉得阎步克的一些观点非常前卫。当初，我们77、78级的学生在学术上敢于打破禁区，敢于创新，提出不同于传统观念的一些看法，也影响到我的《六朝美学》的写作构思。我在人民大学的本科和硕士生阶段，看了很多鲁迅的书，以及魏晋的文章，比如嵇康、阮籍的文章，还有陶渊明的文章。魏晋风度的关键词就是人的觉醒、玄学思想、美的自觉、酒、药、诗、女人、山水、田园、佛、道、名教与自然、有与无、情与性、言与意、文与笔等，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当时比较大胆，想写一本六朝美学方面的书，那时我还是大三的本科生。当我读硕士一年级时，写了个大概的提纲给导师看，蔡老师比较开通，但是也不赞成。他说硕士一年级的学生想写一本书，未免有点超前。我还是想尝试一下，拿着书的大纲，找到社科院的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老师，他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提醒我有些章节要慎重考虑，他说不要把王弼写得太高，这个不好。另外，我还找到本校哲学系的方立天老师，方老师也给我鼓励。我还看了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原来准备按人物思想一个一个地写，后来决定采取专题写作的方式，但这么写可能更难。当时对一个朝代的思想史、美学史采用专题方式写作的书很少。书名开始叫《魏晋南北朝美学概论》，后来改作《六朝美学》，我的这本书写了整整两年，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出版时遭遇节外生枝的事，一波三折。1989年，这本书在北大叶朗老师帮助下，终于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我觉得学术贵在勇气，贵在创新。《六朝美学》一鼓作气写出来之后，以此为契机，我对很多问题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后来又出版了比较有影响的《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还有《两汉精神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专著，前几年还出版了《中国艺术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南朝学术与文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等专著。此外，还与导师蔡钟翔合作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我非常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气氛。当年《六朝美学》即将出版之际，北大出版社的编辑江溶跟我说，需要提供一张照片。我很少照标准照，《六朝美学》扉页上的这张照片，一看就是当时学生的模样，那是我1980年9月和同学去八达岭长城游玩时候的一张照片。我的学术人生与学术信念，发轫于80年代初的青春与理想，我是那个年代的受益者与出发者，虽入迟暮而未敢移易。
我深深感到，没有改革开放，没有80年代的那种氛围，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也不可能有我自己的学术成就。人到老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上海，也经常回江南游览与休憩。有时，朋友与学生问起为什么当时不留在上海，而去北京上学与任教，我想了想，仍然为1978年的无问南北而欣慰与无悔。
【作者简介】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刘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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