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篆刻，除了书法，我不得不拿起更沉重的刀斧，从印台走向车间，像当年我在机械厂厂房里当车床刨床工人那样，回到我久违了但非常熟悉的那种环境。那时我是三级工，熟悉加工车间车刨镗铣磨几乎所有通用机床，还带过三个徒弟，居然还搞了两项没来得及申请专利的牛头刨床机械提刀装置和液压自动提刀装置；我中专时学的专业是内燃机修理，制图、电焊、电工等的成绩在全校都算得上比较优秀。因为对通用工具的熟悉，所以玩石木刻也算是我的本行。当然，从实用走向艺术，那是领域性的跨越，但无论后来我如何深陷于文学和艺术，这种履历数十年来的确一直一次又一次地点燃我的各种灵感。文学艺术之余，我喜欢搞各种各样的专利发明，有国家专利数十项。走进艺术木刻，于我是命里注定而顺理成章。五行中，我命本属水，水生木。

　　据说文化属木。木，在古人造字的意象里，是向上生长的枝和向下生长的根。上始于微，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下像其根，附地而长，栖于黄土。枝是天上的根，根是地下的枝，当与文化融合，甚至同时拥有两种生命形式与生命状态。这就是木的文化特性，所谓的文化及其木性生命。我曾在另外一篇论文中分析过文明与文化的界别，又将文化分析为五个层次：广义文化、狭义文化、狭狭义文化、更狭义文化、最狭义文化。文学艺术属最狭义文化，所以作为文化核心形态的艺术像树木一样，有再生的生命状态。

　　中国有“蟾宫折桂”神话，说月宫上有桂树，高五百丈，为不死之树。吴刚伐桂，桂树随砍随合，吴刚的劳动也无休无止。玉兔捣药，实际上是捣叶，是在为它爹吴刚赎罪，是为了让叶子不再长回到桂树上。而每年中秋节的第二天即农历八月十六从月亮上飘下的那张金叶，叶落谁家，又成了无休无止的悬念和故事。

　　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与露珠女神达芬的爱情，又制造了“桂冠”的传奇。那棵玉树临风的月桂，长得跟桂花树几乎一模一样。而古罗马的角斗士为生存而战的殊死拼搏，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只有“生”与“死”的拼杀抉择中存活下来，最终摘取角斗场外那棵月桂树的一根枝条，才能从奴隶变为自由人。“罗马的金枝”由此成为最大荣耀与幸运的象征。

　　木就是如此特殊，因此，当它随着时代的进步以主体形态走进艺术，神奇的一面便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以牌匾楹联为形式的中国书法木刻，终于在21世纪跨过了一个划时代的艺术门槛。

　　直线型的内容表达的延绵数千年的平面凹凸槽阴阳竹木刻传统突然被破格。尤其在牌匾领域，内容的挖掘和呈现形式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实验型道路。在书法国展的推动下，现代木刻书法早已脱胎换骨，从延绵了数千年的竹木石牌匾楹联变身为形式特异、书法木刻审美寓意丰富的内容，并与复杂的工艺技术、色彩运用、光影营造、材料应用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从平面走向立体，从二维走向三维，从单调走向复调，从独弦琴走向交响乐，开拓出一个复调纷繁、内涵丰富的书法浮雕艺术新领域。

　　除了对中国传统书法篆刻艺术的理解与追求，其牌匾颇具现代先锋艺术气象与审美趣味，在刀削斧凿下，尽滤传统工匠的习气，取而代之的是颇具书香味的文人气息，雅致、浑厚、拙朴、憨巧、机敏，还有几分倔强，充满了空间的想象力。现代木刻艺术家像一台功率强大而穿行自如的挖掘机，每一块被选中的木料，在艺术家的眼里刀下都成为一口口矿井，他们总是越挖越深，恨不能掏空了里面可能蕴含的矿石宝藏，甚至穿透了这厚厚的地幔直达地球的心脏。他们的乐曲一旦响起，十指之间，钢刀流出的木语竟如痴如醉。书法木刻艺术家们将书法平面的布局变为不同层面的立体布局，又将平面的书法线条开掘成立体的线条，让内容与内容交织在一起，让形式与形式交织在一起，让内容与形式交织在一起，让不同的平面、不同的层面交织在一起，让书法的提按、轻重、或工或草、或紧或松、或完整或残缺交织在一起，力量的抗衡，意蕴的纠缠，形成一种复调效应。二重奏，三重奏，多重奏，以至形成有多个声部、多个乐章的混响。看他们的作品，犹如看一个交响乐团在演奏着一部部精彩的交响乐。文字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挖掘和开拓，书法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挖掘和开拓，书法家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呈现，复杂和深化，成为刻字艺术的吸引力和震撼力的缘由所在。书法的一切难度，在此显现得尤为突出。书法木刻成了检验书法家功底、智力、体力、耐力以及总体驾驭能力等综合素质的一门复杂的艺术。

　　折桂，金枝，木性生命，已为这个领域最出彩的艺术标签。

　　彭洋 作家、文艺评论家、书法篆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