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展览内容和形式的快速增长,展览和策展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多,并出现泛艺术化的现象。策展人的工作出现“内”“外”两种明显的趋势。对“内”而言,展览的策展工作演化为策展、呈展、释展三项内容,与呈展的形式呈现相比,策展的思想性和释展的美育性难以凸显,导致形式感在本该平衡的关系中一家独大。对“外”而言,背离美术馆系统的展览越来越多,这有效地逾越了美术馆的概念范畴,使得万物皆可展览—即博览化,展览的过度娱乐化伴随着消费主义扑面而来。在此背景下,对策展本质的追问显得刻不容缓。而在诸多追问中,对展览的价值判断位居首位,这一点在策展、呈展、释展之中都有所呈现。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exhibition content and formats, the number of exhibitions and curators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accompanied by a pan-artistic phenomenon. Curatorial work now exhibits two distinct trends: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nally, curatorial practice has evolved into three components—curation, exhibition presentation, and educational interpretation. Compared to the formal presentation of exhibitions, the intellectual depth of curation and the aesthetic educational value of interpretation struggle to stand out, leading to an imbalance where formal presentation dominates what should be an equilibrium. Externally, there is a growing number of exhibitions deviating from traditional museum systems, effectively transcending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 of museums and fostering the notion that "anything can be exhibited"—a trend toward universal exposition. This shift is accompanied by excessive entertainment-oriented exhibitions driven by consumerism. Against this backdrop, questioning the essence of curation has become urgent. Among these inquiries, value judgment in exhibitions holds paramount importance, a concern reflected across curation, 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关键词:策展 呈展形式 价值判断 策展本质
Keywords: curation, exhibition presentation, value judgment, essence of curation
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与21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里,越来越多从事策展工作的人发现,策展人的专业门槛正在加速消融,“人人都是策展人”成为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已被策展人与研究者广泛讨论。而在当下,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渐少,策展的范围正在从策展人内部不断向外扩展,并延伸出更多的含义。策展人无门槛化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除去策展机制缺乏保障之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策展人工作常常伴随着思想与实践两项内容的叠加,策展隐性的学术性被显性工作所掩盖,其中策展工作的思想性常常停留在策展人的前期思考与学术文章撰写之中,缺乏显性的外在表征,而在学术文章水准的辨别上需要更强的专业性。与思想性不同,布展成为旁观者了解策展工作的主要表现,此时身兼数职的策展人穿梭于展厅之中,忙于各项工作的沟通、事务的调节和效果的把控,与现实中忙碌的务工生活并无二异。于是策展工作在旁观者眼中便有了具体的工作量化指标—写一篇文章加布展,这种量化对任何对艺术有所了解的人而言,就显得门槛很低。“策展”一词正在从一个动词转化为名词—策展工作也同样正在从艺术判断转变为展览呈现。基于这一点,第二方面的原因应运而生,原先的“策展”一词正在被分裂成三个词汇:呈展、释展和策展。呈展是对展览的呈现,强调展览的视觉化,与传统策展中强调展陈—策展思想的视觉表达—高度相似,都强调展览的视觉形式;释展则迅速泛化为单一的导览或科普;之所以说“策展”二字正在从“动词”转向“名词”,是因为目前所称的“策展”从之前的重策划过程转向重展览成果,从抽象的思想实验转向具象的空间呈现。
重呈展而不重策展的大趋势,是对“策展”概念的一次偷换与转移,视觉化的呈展对思想化的策展进行全面的反噬。在这一点上尤以博物馆的“全临展”形式与“流量为王”倾向首当其冲。
2019年9月,由艺术史家巫鸿策划的“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在苏州博物馆举办,展览的学术主张与巫鸿所著《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一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参展作品的组成上,除了苏州博物馆在内的十四家博物馆文物藏品之外,还有九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文物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共同构成了策展人眼中的画屏。虽然当代艺术在博物馆中展出已不再是新鲜事,但两者在同一展览中融合仍属难得。自2018年以来,将文物与当代艺术结合进行展示的展览已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中呈现,成为博物馆展览实践探索的新方向。
当代艺术作品在国内博物馆展出这一现象大部分出现在2008年之后。2008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中宣发(2008)2号],博物馆走向了免费开放时代。凡事都有两面性,伴随着更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博物馆审美疲劳”也随之而来。在2020年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实施的《博物馆定级评估办法》[文物博发(2020)2号]中,对“展陈展览与社会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规定博物馆的年度观众量须“达到二十万人次以上”,并须“经常举办出境展览或引进外展”。这样的规定促使博物馆不断地调整自身策略,以满足观众对博物馆的“好奇”。众所周知,博物馆以固定展陈为主,一旦常设展成立,基本上只需要维护而不需要变化与更新,在这个前提下,一种基于美术馆展陈的方式—临时展览—被博物馆吸纳,临时展厅也成为博物馆修建中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分区。临时展览所具备的周期性、灵活性、互动性恰好弥补了博物馆文物展陈的严肃性、固定性与非互动性,这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的展陈方式,也为公众在博物馆的参观内容提供了新的选择。同时,在临时展览的组织中,集国际性、馆际交流、主题性于一体的“特展”“外展”不断呈现,成为博物馆参观中的“人气王”。临时展览具备的灵活性、互动性等性质更接近于当代艺术的主要特性,基于此,当代艺术逐渐走进博物馆,并成为博物馆临时展览中的常客,在丰富博物馆展陈内容的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当代艺术。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博物馆的认知,在近年来的博物馆界热议话题中,有关“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的讨论最为广泛。“激发博物馆创新力”具体该怎么做?博物馆能否抛弃固定展陈,而采用“全临展”的方式?在这一问题上,巴黎毕加索博物馆为行业中人提供了经验。经过改造和扩建的巴黎国立毕加索博物馆在2014年重新开放,不同的是,该馆在展陈的主要策略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采取了“全临展”的展陈方式,这无疑是法国博物馆学界重思固定展陈与临展关系的一次具体实践。与其他综合性博物馆不同,巴黎国立毕加索博物馆所面临的单一性桎梏要严格得多,如何激活单一艺术家博物馆,成为该馆馆员们的主要努力方向。该馆制作部专家索菲·苏布(Sophie Soupou)提出了“要用动态的展览规划来展示馆藏的丰富性”[1]来描述“全临展”的选择与意义。在临展的具体实施上,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将毕加索与同时代不同艺术家以对话式双个展的形式呈现,如2016年联合阿尔伯托·贾科梅蒂的“毕加索—贾科梅蒂”(Picasso-Giacometti)展,2019年联合亚历山大·考尔德的“考尔德—毕加索”展(Calder-Picasso)。
“全临展”体现了博物馆从固定展陈向临展呈展的转向,是“旧”文物向新展示的转变,也成为博物馆策展人制度的主要着力点。以博物馆临展为突破博物馆视觉固化的突破口,博物馆策展人得以逐步放大视野,以可行方案从其他博物馆中寻借文物,连同本馆的系列藏品,组合重构为主题明确的新展览。与当代艺术作品更强调艺术家的创造性不同,博物馆的文物大多给公众以熟悉感,如何增加呈展的视觉观感是博物馆策展人策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在经费相较美术馆更为充足的前提下,博物馆也在大规模以巡展的方式引入外展,在巡展的不同地区和点位如何打造不同的视觉呈现展陈,成为各博物馆寻求差异化的主要切入点之一。不仅如此,原为当代艺术主要展陈空间的美术馆也在亦步亦趋地走向结合了博物馆临展与流量商展的展览模式,追求人流不仅是出自业绩上的要求,也有商业上的考量。如民营美术馆中的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近年来一改其现当代艺术的展览属性,反向步入美术馆展览的博物馆化,自2022年下半年起陆续呈现“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文明的源起—早期中华文明探寻大展”等博物型艺术展。

2019年银川当代美术馆“新艺术史:2000—2018中国当代艺术”展览现场,策展人:蓝庆伟、李国华、宋振熙

2023年12月,A4美术馆“长廊”展览沈小彤作品现场

2024年3月,湖北美术馆“非叙事:何多苓的绘画”展览现场
与呈展相比,释展是近几年才从展览体系中析出的概念,它与呈展、公共教育、策展这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重合。首先,呈展作为策展的展陈载体,同时也是释展的一种形式;其次,大部分展览的公共教育项目都是释展方式在不同领域的延伸;最后,释展的结果也有可能成为单独的展览,或者以科普性的形式成为展览的一部分。可以说释展既是策展中的一种方式,也保留了字面意义上承接在呈展之后的“诠释”功能。在呈展中的释展常常面临着众口难调的窘境,传统呈展中着重于突出作品的作品性和作品解释的知识性,如使用展签、释文等,这样的释展方式对观者的知识门槛有一定要求,对于专业观者来说比较充分,但会让非专业观者感觉到干瘪,缺乏知识的生动性。在博物馆界多采用更为直观的释图方式来充实作品的释展,这样的方式利于更多的人通过读图获取知识。而在美育概念不断强化的今天,基于呈展的释展也是艺术机构公共教育有机方式中的常用手段。释展逐渐从展览展陈中分离出来,转换为有独立时间、地点和人员的单独活动,诸如与展览内容相关的讲座、导览、专题互动项目等都是释展的不同方式,其特点是通过不同的活动来完成对不同受众人群的覆盖,强调活动的多样性与多层次关系。除此之外,释展又常常被融合于展览本身,由于释展工作中天然携带的知识普及化的历史功能,科普性展览多以此种形式扩展而来,这一类展览的比重在今天正不断增加。用展品的知识性覆盖或替换作品性,已成为此类科普性展览中的常规操作,而展览中是否有原作、原作的数量占比等艺术性要素都统统被主题的知识性呈现所替代—这里的知识性指的不是从作品到展览的知识生产过程延伸出的知识转换成果,而是对展品本身的简单解读和粗暴陈列,是机构过于追求流量导致的低龄化、简单化的既有知识堆砌,这种策展方式所注重的不再是如何让观者学到新知识,而是主动降低认知门槛,以期讨好更大范围的潜在观众。
2023年1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从波提切利到凡·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该展览的高投入模式曾让诸多有意引进的博物馆望而却步,但展览落地后一票难求的盛况又令同行心生羡慕。此类西方美术珍品展的模式可以追溯至十余年前,2011年10月“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在上海世博园中国馆(现中华艺术宫)举行,此展览开启了西方大师型艺术在中国展览的市场化模式,由民间企业投资引入展览,在国内不同城市设分销巡展,通过票房收入来实现展览投资的回报。此种方法逐渐演变为以博物馆特展的方式进行售票,有效地避开了博物馆免费参观的桎梏,通过出售门票的收入测算来决定展览前期的大额投入,并逐渐成为博物馆与美术馆界的风尚。纵观此类展览,不难发现两个特征:一是展览的产品化,即展览的内容选择已由引进方完成,巡展方只需要完成分站的成本投入和展览场地的提供;二是展品来源的单一化,这些外来展览多为艺术史线索性展览和重要艺术家个展,且主要来源于国外美术馆的馆藏作品,在馆藏作品范围内依据艺术史脉络挑选作品进行呈现,而作品的质量则取决于收藏机构收藏品的水准以及可外借作品的范围。如上海博物馆“从波提切利到凡·高”的展品均来自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收藏,2025年1月开幕的“印象·派对:POLA美术馆藏印象派艺术大展”作品来自日本神奈川县箱根市的POLA美术馆。东京富士美术馆的馆藏作品展在创办人池田大作的推动下于1992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名为“西洋绘画名作展”),2018年10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名为“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在2022年底至2024年中的时间里,集中在中国的沈阳、上海、北京、深圳、成都五城市进行巡展,[2]各个城市的承展机构不同,展览名称与呈展效果也各色各样。此类展览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在于其高质量的原作展陈对国内观众而言始终是稀缺的,同时外来标准的引入对承展方的团队能起到相当的锻炼作用。缺点之一是此类展览因先天的学术脉络建构,让承展机构的策展团队难以真正介入,往往只能求得“策展”挂名而无实际的策展功能,承展机构策展团队的作用仅仅体现在展览对接与落地执行方面。另一缺点则是对承展机构策展能力的存疑,最为理想的方式应该是承展方根据自身需求,学术主题策划先行,而后从不同的收藏机构分头借展,完成自主策展与精确借展的有机结合。在经历了不低于十年被动接受产品化外展的现状之下,博物馆真正自主策展的工作领域依然亟待填补。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在《我的策展之道》一书中列出他认为的职业策展人应有的四个功能,分别是:维护、挑选新作品、为艺术史出力、制作展览。在这里所说的“制作展览”便相当于本文中的“呈展”二字,除此之外,“挑选新作品”“为艺术史出力”则是两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两者的核心都指向了策展与艺术史的关系。与“为艺术史出力”相对应的策展分类分别是“批评性策展”和“研究性策展”。这种思想性的价值判断可以在展览中实际呈现为三种形式:研究型策展、以展览介入批评、艺术史性质的总结性展览。除了为艺术史出力的批评式策展、研究性策展之外,探讨如何在寻找新艺术的同时寻味策展自身的创新亦是策展的本职工作。在经历机构策展人向独立策展人的转向之后,发掘新策展还有哪些可能性,正是策展自身价值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程中,批评家所起的推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撰写批评文章,整理新艺术、发掘新现象;二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撰写批评文章的基础上,批评家们也逐步自我扩充为“策展人”,批评性策展在此时成为批评家们的一种策展性批评的新工作,于是批评与策展成为相得益彰的“左图右史”组合。2010年以来,这一组合搭配逐渐分崩离析。一方面,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让批评、策展成为两种独立的专门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其自身的创造性动力正在逐渐式微,这给新一代策展人的策展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策展人对新的作品有着明晰无误的判断能力,还需要艺术机构能为这一展览提供大额的经济支持。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的行业现状中还夹杂着新旧策展人的角力,越来越年轻的策展人不再背负“为艺术史出力”这一历史包袱,而将更多的精力置于最当下的视觉呈现之上。这样的现状不仅让“批评+策展”的组合逐渐没落,也让策展自身的定义不断被扩大—既包括策展本体,也包括策展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强调策展的思想化变得尤为重要,策展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
注释:
[1] 索菲·苏布:《毕加索博物馆展览规划的主轴》,2020年5月15日刊载于艺术博物馆杂志公众号,由艺术博物馆杂志编译。
[2] 沈阳展览地点为辽宁省博物馆,展览时间为2022年12月27日至2023年4月5日,展览标题为“对望与凝视—东京富士美术馆珍藏西方人物绘画展”;北京展览地点为国家大剧院,展览时间为2023年8月5日至11月12日,展览名称为“时代的容颜—东京富士美术馆藏西方人物绘画精品展”;上海展览地点为上海宝龙美术馆,展览时间为2023年4月19日至7月23日,展览名称为“西方人物绘画4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藏精品展”;深圳展览地点为南山博物馆,展览时间为2023年11月28日至2024年2月28日,展览名称为“对望与凝视—东京富士美术馆珍藏西方人物画展”;成都展览地点为成都市美术馆,展览时间为2024年3月23日至6月23日,展览名为“目光所及—东京富士美术馆藏精品展”。
蓝庆伟
策展人,成都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