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参与”既体现在组织方式，也体现在创作过程中，并且形式也是多样的。

　　比如，于伯公在“移动的营地”项目中，提出“共识社区”的概念。他希望参与者通过自然—社区—城市—自然这种空间的移动和交流体验，展开一次穿越城市的交流机制，借助“共识社区”这一动态的结构，以及社区实践中所形成的想法和经验，与社会公众分享其倡导的理念。再比如，王海川围绕“铜元局”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并进行艺术创作活动。许宏翔为他儿时的朋友李强画像，将其喷绘成一幅巨大的图片，以乡村广告牌的方式立在朋友家附近。宋振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总体工作室的同学一道，以“五水共治”为主题，重访京杭大运河的杭州段，他希望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建立学生对京杭大运河治水的社会和历史意识，引导学生从视觉文化生产的角度理解艺术创作与社会生产、人文生活的关系。就“参与”的形式来说，有的艺术家强调社会调查，有的是与参与者相互合作，有的则借助新媒体、网络社交平台，让更多的人介入到艺术创作中。不管形式上有何不同，在青年艺术家众多的艺术实践中，大家对“参与”的强调，在于以艺术作为通道，构建一种平等的、协商的、共享的文化理性与交往理性。这些艺术创作的理念与工作方式，不再局限在艺术本体，以及所谓的风格、形式、个人才情等范畴，而是对“二元对立”话语模式的彻底抛弃。

　　不难发现，“社会剧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艺术理念，即希望改变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公众、艺术家与接受者之间那种长期断裂的状态，致力于两者的联系与沟通，并探索一种新的艺术生产与交流方式。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社会剧场”中的“社会”应有一个开放的外延，可以包括自然、乡村、社区、广场、公园、城乡结合部、都市里的其他公共空间、亚文化空间等。譬如，李勇政的作品是在罗布泊的核实验基地实施的，赵赵的《塔克拉玛干计划》也是在沙漠里完成的，像张超、董勋、于伯公等艺术家的作品，则在农田、社区、原野、长城等不同的“场域”中进行。

　　“参与”的目的，必然会涉及第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共享”。简要地说，共享的理念体现为，以艺术为媒介，立足于参与，让不同身份、年龄、性别、阶层、族裔的人们能分享艺术行为带来的审美与文化体验。毫无疑问，“共享”的艺术多少有乌托邦的色彩。因为不管是古典艺术、现代艺术，抑或是当代艺术，它们都属于某些特定的阶层，充斥着各种权力话语，甚至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艺术机制与系统，去保障权力话语的运作。尽管存在着诸多困难，但是借助于新的技术手段与传播平台，尤其是基于一种新的交往理性，艺术的“共享”是可以实现的。艺术家们既可以使用传统的艺术媒介，也可以利用新兴的信息技术、交互媒体。就艺术形态来说，它们也是多元的，可以是过程性艺术、公共艺术、影像、装置等，不管是哪种形态，它们都需要具有“社会剧场”的内涵，具有“参与”或“共享”的特点。

　　“社会剧场”是一种发现，也是对艺术生产、交往、传播机制的再讨论，其意义，在于挖掘来源于社会、来源于民间、来源于大众的力量，构建一个新的艺术—社会场域，为当代艺术的发展寻找新的方向与可能。

　　何桂彦 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