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有度》说：“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但是，今人论著的征引，或作“燕襄公以河为界，以蓟为国”；或称“燕襄王以河为界，以蓟为国”。不仅擅自改动了古籍原文，而且歪曲了它的本义。上述征引者据此解释说：“燕国在燕襄公时期（公元前657—618年）……其国都在蓟城”；或称“起码在燕襄王（《史记·燕召公世家》做襄公）时，蓟已经成为燕国的都城。襄王（公元前657—617）在位时，当春秋中叶。”

　　又称：“燕无襄王，当为襄公之误……燕襄公时，燕国在齐国帮助下复国，又迁都于蓟。”此类说法的症结在于：燕国有无燕襄王？《史记》是否把燕襄王误作了燕襄公？《韩非子·有度》的本义究竟何在？

　　考察相关文献的可靠版本一目了然，韩非子、司马迁的原文准确无误。寻根究底，错在今人。估计他们在查看《中国历史纪年表》时，因为没发现燕国有“襄王”，却在与公元前657—618年对应的年份见到了“襄公”，于是就臆测是韩非子错把燕襄公误作燕襄王、司马迁提到的燕襄王应作燕襄公，继而斗胆篡改古文并做出南辕北辙的解释。前面提到的《北京史》教材所称“春秋中期的燕襄公时期，燕已经以蓟作为都城”，其论据同样源于对《韩非子·有度》的误解。春秋时期的燕国之君先后称侯、称公，直至战国中期燕文公之子即位十年时才称“王”，时在燕易王十年（公元前323年），绝无三百多年前的“春秋中叶”已经称王、后来又重新称王之理。实际上，“燕襄王”不仅确有其人，而且声名卓著，他就是战国后期励精图治、广招贤才的燕昭王。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写道：“今天下攻齐，此君之大时也。因天下之力，伐雦国之齐，报惠王之耻，成昭襄王之功，除万世之害，此燕之利也，而君之大名也。”臣下鼓励燕君趁势讨伐敌对的齐国，建立可与“昭襄王”媲美的不世之功。帛书整理者注释说：“昭襄王，即燕昭王。战国时，国君谥法常用两个字，而后来记载往往略去一字。《秦策》只作昭王。”可见，燕昭襄王、燕襄王、燕昭王同为一人，后来者岂能擅改原文？这里需要指出，此类错误由来已久。《汉书·武五子传》论及燕国世系：“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唐代颜师古注释称：“昭、襄，六国时燕之二王也。”即使著名的经学家，也难免有误把一人看作二人之失。当代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也随之误在“昭襄”之间加了顿号。

　　辨明上述问题之后，再来体察《韩非子·有度》的语境和语义。该篇写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这段话强调，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国君自身的强弱。比如，大有作为的荆庄王（楚庄王）、齐桓公、燕襄王在位时，他们的国家就兴旺强盛；一旦这些强势的国君故去，他们的国家就走向衰亡。燕襄王以东南方的黄河为边界，以蓟城为国都。依靠这样的地理优势，攻占了涿、方城等战略要地，重创地广人众的齐国，扫平一时之雄中山国。在这个时期，天下与燕国交好就受到尊重，与燕国疏远就被人轻视。但是，随着襄王撒手江山社稷而去，燕国不久也就灭亡了。可见，“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是在交待燕襄王建立功业的客观条件，绝无他在位时才“开始”以蓟城为国都之意。这些都表明，古代文献断不可擅改或以己意度之，需根据原作的语境与相关史实做出符合逻辑的释读。

《析津志》截取《周易》之误

　　中国古代城市长期实行坊巷制，每个坊由相邻的若干条街巷组成，类似于当代的城市小区。各坊四周用围墙或栅栏圈起来，居民从预留的坊门出入。坊门按照规定的时间早晨开启、晚上关闭，坊门之上通常设置书写本坊名称的匾额或木板，这是古代城市中最醒目的地名标志。在一定的年份，城里有多少个坊名，就等于设置了多少坊。今天对元大都各坊的认识，得益于清代《日下旧闻考》征引的《元一统志》。元末熊梦祥《析津志》出现的错讹，却误导了此后六百多年的读者。

　　一般而言，本朝之人记本朝之事应当最可信，但熊梦祥对元代大都设坊的记载并非如此。《析津志》说：“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名皆切近，乃翰林院侍书学士虞集伯生所立，外有数坊为大都路教授时所立。”实际上，《元一统志》早就指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省部照依大都总管府讲究，分定街道坊门，翰林院拟定名号。”当翰林学士们拟定各坊之名时，虞集只是一位16岁的少年，根本没资格也不可能参与此事。至于嗣后增加或更改的坊名，倒有可能出于已在翰林院供职的虞集之手。《元一统志》在清朝中叶已经散佚，借助《日下旧闻考》的征引，可以看到它对大都各坊命名缘由的解释。但是，如果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从“福田坊”到“澄清坊”逐一数来，只有四十九坊而不是五十坊。对于这个问题，有人猜测可能是《日下旧闻考》征引《元一统志》时漏掉了一坊，甚至早在编纂《元一统志》时就存在这样的疏忽。不过，元代官修的国家总志与清代“钦定”的史料选辑，岂有如此粗心大意、不加校雠之理？此说根本不值一驳。于是，为了凑足《析津志》所说的五十坊之数，大约从1936年版《元大都宫殿图考》开始，又生出了“居仁坊”包括“东居仁坊”与“西居仁坊”之说，并称其依据来自《元一统志》：“由义坊，西方属义故。居仁坊，地在东市，东属仁，取《孟子》居仁由义之言，分为东西坊名。”换言之，“分为东西坊名”就是把“居仁坊”分为东西两个坊，这样，五十坊不就齐备了吗？显然，只要稍微体察一下这段文字的语境就可看出，上述标点因为不明句读，导致前半句“由义坊，西方属义故”没有出处，完全不符合语法和逻辑。这段文字的准确句读应是：“由义坊，西方属义故；居仁坊，地在东市，东属仁。取《孟子》居仁由义之言，分为东西坊名。”古人以五德（仁义礼智信）与五方（东西南北中）逐次相配，东方属仁，西方属义。《孟子》说“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其中的“居仁由义”四字被“分为东西坊名”，就是在大都的东部设置“居仁坊”、西部设置与它对称分布的“由义坊”，根本不存在所谓“东居仁坊”与“西居仁坊”。《北京历史地图集》“元大都”幅显示，崇仁门、崇仁坊、崇仁库、崇仁门街成群分布在今东直门的位置，和义门、由义坊、和义行用库、和义门街集中在今西直门一带，二者左右对称，反映出五德与五方两两相配的文化底蕴。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初十（1553年4月22日），聂豹等人呈报了修筑外城的完整计划。按照这个设计，南城墙位于后来修成的永定门一线，再向东、西两端有所延伸。东墙则由东南角的荫水庵“转北，经神木厂（今黄木厂）、獐鹿房（今郎家园）、小窑口（约在今长城饭店以东）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元大都光熙门，今和平里北街东口）基趾，约计一十八里。自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元代肃清门）旧基，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今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然后再与西城墙的南段连接。把这个记载落实到当代地图上可以看到，计划中的外城东墙至小窑口后不再继续向北，而是转为西北方向，“斜接”明初废弃后仍有存留的元大都光熙门土城。从光熙门旧址开始，沿着残存的土城先向北，再西折，又转南，历经元大都的光熙门—安贞门—健德门—肃清门故址，再斜向西南抵达三虎桥东，与外城的西线相连，由此构成聂豹所称“北一面势如椅屏”的城墙格局。这样，外城最初的计划是南北两端的“口”字形与中间的梯形（即“斜接”元大都旧城部分）的组合，而不是将内外城墙套合为“回”字形。《明实录》中的“斜接”二字最为关键，但多少年来基本无人察觉，致使想当然的印象积非成是。这些典型例证提醒我们，阅读文献资料需要仔细斟酌。看似微不足道的字眼，可能恰恰隐藏着足以修正已有认识的证据，理当留心审视、详加考辨。

《衚衕集》印本的缺陷

　　《衚衕集》指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编成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编者张爵供职于锦衣卫，留心记录北京内外城各坊所属的街巷胡同、四郊村落和风景名胜。据此编成的小册子简单至极，是北京修筑外城七年之后的城乡地名录。当年作了张爵巡城捕盗的地理指南，此后就成了复原北京城乡历史地理面貌、绘制北京历史地图的可靠依据。

　　《衚衕集》所载各坊的专名，绝大多数是两个字，如教忠坊、澄清坊等，专名多达四个字的“昭回靖恭坊”显得非常特别，《北京历史地图集》的《明北京城》就是据此作了分区和注记。但在《衚衕集》卷首的示意图上，安定门与钟楼之间从东向西依次标注了崇教坊、昭回坊、靖功坊、灵春坊、金台坊，“靖功坊”是“靖恭坊”的同音异写，足见“昭回靖恭坊”本是两个坊，绘制历史地图时应当尽量分开标注。张爵之所以把相邻的昭回坊、靖恭坊“合二而一”，可能是出于对其管辖区域较小、街巷胡同不多的考虑，绘制附图时则依旧据实显示二者的彼此独立。把各坊之下的街巷胡同进行古今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张爵对它们的排列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颇有规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北京历史地图集》的《明北京城》图上，纵向穿过“昭回靖恭坊”中间部位的“锣锅巷”（今南北锣鼓巷），就是将其“一分为二”的分界线——昭回坊在东、靖恭坊在西。如果有朝一日修订《北京历史地图集》，或可据此稍作调整。

　　不论是清代的刻印本还是今天的排印本，在《衚衕集》排列四郊村落的部分，都把表示村落所属分区或地理方位的语词混同于村名，进而以同样的字体和字号刻印或排印出来，致使类目不明、层级不清。积庆坊之后的“皇城”，西郊之后的“南中路”“北中路”，白纸坊之后的“西乡”，北城部分附列的“东乡”“中乡”“西乡”，都是分区名目而不是街巷或村落的名称，应当以更大些也更醒目的字体显示其性质，并以各个分区名目为统领调整分段。此外，清代至今的印本存在着许多“当断不断”的问题，从而使两个机构、街巷、村落看似一个，诸如“兵部工部”“夹道东安门”“旗房烧酒衚衕”“南中北务门头沟”“砖庙儿三官庙”“羊房仰山凹”之类不胜枚举。这些容易引起误解或令读者莫名其妙的弊端，都有待未来的新版本加以解决。

“海”与“衚衕”的语源问题

　　元朝是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朝代，元大都则是所处时代的世界级城市。因此，有的语言学者在谈到北京地区指称湖泊的“海”（海子）、用作街巷通名的“衚衕”（胡同）的语源时，主张它们都来自蒙古语。此说在1990年前后经过报纸、电视台等媒介宣传，一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更多学者认真查证历史文献，越来越证明其似是而非、大谬不然。

　　（一）

　　一位语言学者的文章谈“北京的海”，如北海、后海等，不仅认为这些“海”是读作dalai、指称湖泊的那个蒙古语词的意译，还强调蒙古语等“影响所及，汉族在北

　　方称为淀的，天津市宝坻县的七里淀已是淡水湖泊，正名七里海”。这里且不谈七里海的命名史到底如何，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元朝之前，汉语是否已经以“海”指称湖泊？“海子”之“子”是不是汉语惯常使用的语缀？

　　事实上，汉语以“海”作为湖泊的指称由来已久，这里略举两例。北魏时期的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是我国著名的佛教文化典籍，与郦道元《水经注》并称为北朝文学的双璧。杨衒之写道，洛阳城西宝光寺“园中有一海，号咸池”。寺院附带的园林之“海”，只能是规模不大的湖泊。换言之，称为“咸池”的“海”，性质只能是“湖”，彼时蒙古语何在？再如，《宋史·荆南高氏传》记载，高保融“于纪南城北决江水潴之七里余，谓之北海，以阂行者”。高保融是五代十国之一南平国的国君，纪南城在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郢都，位于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故江陵县）纪南镇以南。这里地处长江北岸，高保融为了阻滞来自北方的进攻，把长江水引到纪南城以北，造成一个方圆七里多的湖泊，称之为“北海”。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奉赵匡胤之命决堤放水，重新恢复了原来的交通道路。元朝至元十年（1273年）蒙古军队攻陷襄阳，这才打到了长江北岸。此时比高保融称“湖”为“海”至少晚了300多年，世间岂有从蒙古语意译的“海”影响了汉语之理？

　　以“子”作为语尾助词，以“海子”指称面积不大的湖泊，也是汉语口语称说的自然产物，与蒙古语等语言无关。早在唐宋时期，“子”的用法之一就是通过语义引申逐渐变为词尾，形成“词根+子”的“子缀结构”。例如，唐代大历十年（775）进士王建的《宫词》之一写道：“未戴柘枝花帽子，两行宫监在帘前。”这里的“花帽子”就是“花帽”，后面的“子”是它的语缀。再如，五代释静、释筠《祖堂集》卷五《长髭》：“路边有一个树子，石头云：‘汝与我斫却这个树，寻我路。’对曰：‘某甲不将刀子来。’石头曰：‘我这里有刀子。’”这段对话已经自我证实，“树子”就是“树”，同时还有“刀子”之类的口语称说。由此可见，名词之后缀以“子”古已有之，当代的桌子、椅子之类更是数不胜数。

　　至于“海子”作为一个固定的名词见于文献，也远远早于元朝。例如，北宋乾德元年（963年）五月八日，惠演《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记载了修筑铜像地基的做法：“掘地创基，至于黄泉。用一重礓砾，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土，至于地平。留六尺深海子，自方四十尺。海子内栽七条熟铁柱，每一条铁柱七条铁简合就，上而用铁蛇七条。铁柱皆如此。海子内生柱，海子内生铁铸满六尺，用大木于铁柱，于胎上塑立大悲菩萨形象。”这里的“海子”指预留的方圆四十尺的施工空间，它的四周与地面平齐，惟有此处深陷六尺，恰如堤岸护住的湖泊。这个比喻只能来自用以指代天然湖泊的同一语词“海子”，与三百年后的元朝以及蒙古语何干？

（二）

　　衚衕（胡同）作为街巷通名见于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元代两部杂剧的念白。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衚衕总铺门前来寻我。”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直杀一个血衚衕，我想来先下手的为强。”在某些语言学者的潜意识里，元代的语词就等于蒙古语，因此根据元杂剧提到的“衚衕”并将蒙古语与汉语进行“对音”，认为：（1）北京地名中的“胡同”译自蒙古语意为“水井”的那个词，读作xutok，近似于“胡同”；（2）北京城区的许多胡同名称带有“井”字，可以说是“一条胡同一口井”；（3）19世纪初刊行的蒙藏对照工具书《详解月光词典》，读音近似“忽都”的那个蒙古语词，除了“井”之外还解释为“大街”；（4）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对蒙古语意为“水井”的那个词的译音标注为“苦都四”（“苦都”的复数形式）与“忽洞”。根据这些理由得到的结论是：“胡同就是元代蒙古语的水井”。

　　针对以上诸点，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说明：xutok的规范译法近似于“忽都格”而不是“胡同”；北京内外城水井的分布与街巷名称中的“胡同”没有对应关系，“一条胡同一口井”即使是比喻也太过夸张；明崇祯元年（1628年）茅元仪进呈的《武备志》，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编成的《详解月光词典》，距离忽必烈的时代已分别过去了大约三百年与六百年，蒙古语的“水井”在汉语环境中不可避免地部分失音，因此不能根据晚出的音译汉字反推元初的蒙古语读音并进而解释其含义。另据调查证明，蒙古语的“水井”一词并无指代“大街”的用法。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在蒙古语和满语等属于同一语系的拼音文字中，采用“对音”的方法“因声求意”固然可行；但是，蒙古语文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拼音文字，汉语文却是汉藏语系的表意文字，二者并无多少亲缘关系。汉字里虽然也有形声字，但总体上仍然长于表意而绌于表音。古今汉字有六万多个，通用的也不下五千至八千左右。现代汉语普通话不计四声只有420多个音节，古代的情形也相去不远，由此造成汉语中存在着无以计数的同音或近音的字词。换言之，汉语的一个语音对应着不止一个同音或近音的字词，一个蒙古语的语音更无从通过“对音”找到它在汉语里“一对一”的而不是随意性极大的表意之词。研究方法的漏洞，直接颠覆了“胡同水井说”的理论基础，最终证明“胡同”与“水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名词。

　　那么，衚衕（胡同）究竟源于何处？实际上，古人早就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综合明清学者的研究可知，衚衕（胡同）就是南方指代街巷的“火巷（衖）”或“火弄”在北方的音转。换句话说，南方与北方由来已久的语音差异，导致记录同一事物的用字各不相同。南方的“火弄”或“火巷（衖）”，北方人读来往往把仄声变为平声，随之在用文字记录时选用了“衚衕”二字以顺从语音的改变。此外，“火巷”虽见于《元经世大典》，但它的起源与元代或蒙古语无关。《宋会要辑稿》卷一百四十二《瑞异三·火灾》记载，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为临安城内火灾频发，皇帝下诏依法处置放火者，同时制定了防火措施：“被火处每自方五十间，不被火处每自方一百间，各开火巷一道，约阔三丈。委知通躬亲相视，画图取旨，即不得夤缘骚扰。”宋高宗要求，以五十间或一百间房屋为单位，彼此之间留出三丈宽的通道充当防火隔离带，委派知府与通判亲自监督实施，所有人等不得借故干扰。这些纵横交织的“火巷”，平时就成了人们来往的通道。这一年在北方是金太宗天会十一年，由此再过134年，蒙古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才开始着手修建大都城。到他诏令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距离宋高宗命令临安开辟“火巷”已有152年。可见，“火巷（衖）”或者“火弄”是我国南方“古已有之”的汉语方言词，作为它在北方音转的“衚衕”当然也绝不可能是从蒙古语中借来的名词。

　　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说：大都的街道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据此看来，“衖（巷）通”与“火巷”存在着宽与窄的区别，否则完全不必分开统计。由此推论：大都城内分布着三百八十四条比较狭窄的“火巷”，还有二十九条沟通这些火巷的比较宽阔的“衖通”，平均每条“衖通”与十三四条“火巷”连通，由此构成了早期的街巷系统。从“火巷”即防火通道演化而来的“胡同”，逐渐成为普遍适用的街巷通名。此外，“方言”指某种语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变体，“衖通二字本方言”只表示这个词在元大都或北方地区通行，绝不意味着它所属的语种是蒙古语。

　　明代万历年间的宛平知县沈榜《宛署杂记》说：“衚衕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这是一个正误参半的表述。“衚”与“衕”都是形声字，“胡”与“同”分别是它们的表音成分，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蒙古族在元朝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国人”而不会自称“胡人”，“衚衕”因此也绝无沈榜强行曲解的“胡人大同”的寓意，这显然是时过境迁之后的穿凿附会。另外，“衚衕本元人语”，只意味着它是元朝人讲过的话或用过的词，也不表示它出自蒙古语。“胡同”作为街巷通名不是北京一地独有，也存在于天津、河北、黑龙江、河南、山东的不少城市，但对长江以南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它原本就是南方语音在北方的变体。

　　有人提出，长于游牧的蒙古人逐水草而居，因此不会在草原地区留下多少街巷并且以“胡同”为名。那么，当他们越来越走向定居的时候，至少在较大的城市里，总该以“胡同”命名街巷了吧？事实上，在当代蒙古语的大本营呼和浩特，翻遍厚达1500多页的《呼和浩特市地名志》，包括市区及其下辖的几个县在内，没有一条街道或一个村落称作“××胡同”。称作“××忽洞”的村落——如“点素忽洞”、“章毛忽洞”——有15个。“忽洞”确实是蒙古语“井”的译音，但呼和浩特市却没有这样的街巷名称。源于蒙古语的“道仑呼都格”曾被译为“道拉胡同”，但在1982年地名普查时，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法定译名却是“道仑呼都格”，足见熟悉蒙古语的当地专家并不认为它可以等同于北京的“胡同”。试问：蒙古人自己都没有以“水井”指代“街巷”的文化传统，又怎么能影响到汉人用蒙古语“水井”的译音去命名他们居住的“胡同”呢？

长城碑文释读之误

　　碑文是刻在砖石或金属器物之上的文字，这类史料可以抗拒虫吃鼠咬的损害，也不免因为风化破损造成漶漫缺失或辨认困难。迄今所见被长城专家引用或新编志书著录的某些长城碑文，却因为草草从事或识字不足，释读的结果错漏百出。这里仅以关于两块延庆“明万历十年修长城题记”的释读为例略加说明。

　　万历十年修长城题记1

　　碑刻之一，风化略微明显，但文字仍可识读。一位作者从1982年版的《长城》到2018年版的《长城史话》，作了如下的著录（为节省空间，分段以空三字代替，下同）：

　　万历拾年驻防本镇左右部，修工起自□石，伍名关横南台至八字贰号台止，共修城墙长三十丈三尺，城墙高连垛口二丈五尺。自七月中起，至十月中止，计工三个月完。今将□员役开具于后。 钦差分守居庸关等处□副都指挥定州胡□□ 钦差守备八达岭路等处副都指挥密云李风志 中军百户睢宝刘宗录 把总百户徐钦、张自、陆文镖 管工头目赵淮、张文义 管烧灰头目诚启、谈名 窑匠头役王锐、杨二千 泥瓦匠头役□明、张举、李替、盖辰 万历拾年拾月吉日立

　　与原碑照片相对照，仅有个别风化明显之处不易识读。令人意外的是，上述引文存在的用字不该简化而简化，可以识读但未识读，识读错误、漏字、多字等，至少涉及41字（下文黑体字），约占校正后的释文（188字，不计新加标点和□）的22%，实在惨不忍睹。兹校正如下：

　　万历拾年秋防本镇左右部，修工起自□石，伍名关横南台至八字贰号台止，分修边墙长叁拾丈叁尺伍寸，高连垛口贰丈伍尺。自柒月中起，至拾月中止，计工叁逾月告完。今将经管员役开具于后。 钦差分守居庸关等处地方副总兵都指挥定州胡懋功 钦差守备八达岭路等处地方副都指挥密云李凤志 中军百户崔宝、刘宗禄 把总百户徐然、张印、陆文锺 管工头目赵滨、焦大义 管烧灰等头目诚启、谈名 窑匠头役王与、杨二十 泥石匠头役□明、张举、李赞、盖辰 万历拾年拾月吉日立

　　万历十年修长城题记2

　　另一块碑文，字迹非常清晰。同一作者在书中释读如下：

　　钦差山东都司军政佥书，轮领秋防左营官军都督指挥佥事寿春陆文元，奉文分修居庸关路石佛寺地方边墙，东接右骑营工起，长柒拾五丈二尺，内石券门一座。督率本营官军修完，遵将管工官员花名竖石以垂永久。 管工官： 中军代管左部千总济南卫指挥刘友本 右部千总青州左卫指挥刘光前 中部千总济南卫指挥宗继光 官粮把总肥城卫所千户张延胤 管各项窑厂、石场办料署把总：赵从善、刘彦志、宋典、卞迎春、赵光焕。 万历拾年拾月□日鼎建

　　全文不计新加的标点符号和不该增添的一处□外，共计178字，错字、多字却仍有12处，差错率约为7%。兹校正标注如下：

　　钦差山东都司军政佥书，轮领秋防左营官军都指挥佥事寿春陆应元，奉文分修居庸关路石佛寺地方边墙，东接右骑营工起，长柒拾伍丈贰尺，内石券门壹座。督率本营官军修完，遵将管工官员镌名竖石以垂永立。 管工官： 中军代管左部千总济南卫指挥刘友本 右部千总青州左卫指挥刘光前 中部千总济南卫指挥宗继先 管粮把总肥城所千户张延胤 管各项窑厂、石塘办料署把总：赵从善、刘彦志、宋兴、卞迎春、赵光焕。 万历拾年拾月 日鼎建

　　鉴于作者在相关领域的威望，后来的引用者几乎都不曾想到还有重新核对与辨识的必要，这就自然导致同一来源的长城资料“前赴后继”地一错再错。包括2008年版《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长城志》等同类著述在内，仍在基本沿用前者的释文，对此应当有所鉴别。

误解诗家语

　　诗歌首先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了解区域历史文化的史料。古诗在修辞与格律方面的要求，增加了今人理解“诗家语”的难度。有时只盯住了某一句诗的字面，却没有顾及全诗的语境和内涵，进而导致引喻失义或南辕北辙。

　　什刹海，或作十刹海，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片水域（湖泊）的名称。说到它的命名依据，有人说是因为水域周边有十座佛刹，但却无从指出历史上的哪个年代同时存在着哪十座佛刹，更不曾考虑水域周边是否具有足以安置十座佛刹的地理空间，由此可见这只是想当然的望文生义而已。考诸文献可知，这片水域之所以称作什刹海，是对明代一座寺院名称的巧妙借用。

　　崇祯八年（1635年）刊刻的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有“十刹海”条：“京师梵宇，莫十刹海若者。……方五十亩，室三十余间，比如号舍，木扉砖牖，佛殿亦分一僧舍，不更广也。”大意是说：放眼北京城内，没有一处寺院像十刹海这样独具一格。它占地五十亩，有三十多间房子。每间房都非常狭窄，就像举子在贡院参加考试时暂住几天的号舍一样。房门用普通的木头制作，窗户是砖砌墙壁时留出的空格。佛殿也只占用一间僧舍，并不比其他房间宽敞。《帝京景物略》告诉读者，这座寺院的创始者是来自陕西的三藏禅师，他做了二十年住持，万历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圆寂。由此上溯二十年，“十刹海”这座寺院创始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水域名称借用寺院名称的时间必定晚于这个年份。佛教有十善、十恶、十戒、十谛等观念，南宋法云《翻译名义集》说：“防非止恶曰戒，息虑静缘曰定，破恶证真曰慧。”学习佛法离不开长年累月的苦修与一刹那之间的顿悟，“十刹海”是佛教范畴的智慧之海，这个名称应当蕴含着倡导僧众一刹那间顿悟如何力行十善、杜绝十恶、恪守十戒、洞明十谛之意。寺院“十刹海”滨邻的湖泊原本就被泛称为“海子”，二者虽然性质有别但同用一个“海”字，万历二十二年之后的某个年份，“海子”在大众的约定俗成中天衣无缝地借用了寺院之名“十刹海”。即使后来寺院消失了，湖泊之名也一直沿而不改。

　　《帝京景物略》收录了明代吴县僧人释修懿的五言诗《十刹海》，开头一句“什刹海非刹”，有时被误解为作者在说十刹海不是佛刹，从而歪曲了诗的本意。诗中写道：“十刹海非刹，凝然古德风。市居岩壑里，门向水田东。僧不骄恩帑，佛宁藉像工。……平平数椽屋，密密六时功。哀悯西山寺，游观额大雄。”大意是：十刹海是非同一般的寺院，凝聚着古来淳朴的道德风尚。身居湖畔，面对水田，堪称闹中求静之地。僧人不以得到朝廷赏赐的钱物为骄傲，供奉的佛像也无需铸造得多么金碧辉煌。虽然屋顶只有几根椽子的房舍非常狭窄，僧人们却在这里夜以继日地钻研佛法。可叹遍布北京西山的那些寺院，游人至此只能看到建筑堂皇却徒具虚名的大雄宝殿，一心礼佛的氛围怎能与十刹海相提并论呢！这首五言诗是对寺院“十刹海”的文学描写，与刘侗的文字一起显示了它的卓然特出。

　　绘画 天天 编辑 郎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