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16日，马克·卡尼出生在加拿大西北地区小镇史密斯堡。这座位于北纬六十度的小镇仅有两千多人口，与首都渥太华相距约四千公里。卡尼的父母是爱尔兰移民，家里四个孩子，卡尼排行老三。与很多爱尔兰裔家庭一样，孩子们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

　　由于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父亲还做过高中校长，卡尼童年时，家里读书氛围很好，藏书颇丰，父母还很乐意与孩子们讨论时事问题。卡尼从小就有主见，总是带着弟弟布莱恩去反抗哥哥姐姐的权威。

　　卡尼六岁时，一家人搬至加拿大南部艾伯塔省埃德蒙顿生活。埃德蒙顿是艾伯塔省省会，是文化、政治中心，也是加拿大的第五大城市。该市以多元文化和强烈的社区精神著称，人口众多，宗教气氛浓厚。卡尼的父亲是当地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也是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曾被提名为埃德蒙顿南区的自由党候选人，这成为卡尼的政治启蒙。

　　卡尼将在埃德蒙顿的成长岁月视为其性格的锻造期。埃德蒙顿人以友善、热情闻名。由于冬季寒冷，这里的居民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坚韧的精神，而且作为多元文化城市的居民，埃德蒙顿人通常对不同文化持开放态度，且普遍具有创新与进取精神。卡尼即具备这种独特的“埃德蒙顿性格”——正直、勤奋、有毅力。

　　艾伯塔省是加拿大著名的产油省，当地民众和联邦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因争夺石油管辖权和资源收益产生矛盾。当时，埃德蒙顿街头巷尾的汽车保险杠上都贴着“让东方混蛋在黑暗中冻死”（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位于埃德蒙顿东南方）的标语。这些政治斗争塑造了青年时代的卡尼对资源政治与经济博弈的早期认知，为他日后深耕经济领域埋下了伏笔。

　　在埃德蒙顿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后，1984年，卡尼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

　　青年时代总是充满梦想。读高中时，热爱运动的卡尼梦想成为一名职业冰球运动员，大学期间，他担任了冰球队的替补守门员。此外，卡尼还曾梦想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不过，这些想法在他开始学习经济学后，都改变了。他坦言：“我从加拿大来到哈佛，背负着一大笔助学贷款，而偿还贷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当银行家。”从此，“学习、赚钱、服务”成为卡尼的人生信条。

　　1988年，卡尼以全优成绩从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其毕业论文《石油美元与全球失衡》震动学界。此后，他进入牛津大学深造，于1993年获得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又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样的学术背景为其日后在金融领域的卓越表现奠定了基础。

“房间里最聪明的人”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卡尼加入国际知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此后十余年里，他一直在高盛工作，曾辗转于伦敦、东京、纽约、多伦多等多个分部，足迹横跨三大洲。他担任过政治风险联合主管、新兴债务资本市场执行董事、投资银行业务主管等职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2003年，卡尼被任命为加拿大的中央银行——加拿大银行副行长，并于一年后开始担任加拿大财政部高级助理副部长。其间，他曾作为加拿大财政代表出席七国集团（G7）会议、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及金融稳定论坛等国际重要经济会议。

　　2007年10月，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显现之际，卡尼临危受命出任加拿大央行行长。这年，他四十二岁，是二十国集团中担任同类职位最年轻的一位。

　　卡尼敏锐地捕捉到“美国次贷危机即将引发系统性风险”，当一年后的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继而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之时，他已经祭出“三重闪电战”：将基准利率从2007年底的百分之四点五持续下调至2009年4月的百分之零点二五——此举创下加拿大央行最快降息纪录，而反观欧洲央行，直到2009年7月仍在加息；实施五百亿加元商业票据购买计划；推动二十国集团国家建立货币互换网络。这些雷霆手段，使加拿大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避免了银行倒闭的国家。与此同时，加拿大央行宣布会将超低利率政策维持整整一年，为市场注入强心剂。

　　得益于及时有效的调控，加拿大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率先复苏。数据显示，加拿大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实现GDP（国内生产总值）与就业率全面恢复至危机前水平的成员，经济复苏速度较美国快百分之一点三。卡尼的政策继而被包括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内的多家央行效仿。

　　凭借“堪称危机管理的典范”的应对措施，卡尼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可。加拿大自由党发言人斯科特·布里森评论他“非常擅长向民众解释货币政策的意义”，曾任加拿大财政部高级官员的唐·麦卡钦则表示：“他几乎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

　　2011年，卡尼开始担任被称为“全球央行”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主席，该机构正是诞生于两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局面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认为全球需要一个金融监管体系的时候。

英国央行三百多年历史上首位外籍行长

　　2013年，卡尼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光时刻”，被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破格聘用为行长，成为该行自1694年创立以来首位外籍行长。

　　说起来，卡尼与英国有不少关联——他的妻子是英国人，孩子有英国国籍，他本人曾在英国学习、工作。更重要的是，在英国人看来，卡尼作为一名加拿大人，其实也是女王陛下的子民。

　　上任之初，卡尼便着手改造英国僵化的银行业体系，而真正的考验在2016年降临。这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决定举行全民公投，结果“脱欧”派胜出。公投结果公布当日，英镑兑美元汇率暴跌近百分之十，创英镑自1971年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的第二大单日跌幅。

　　面对公投引发的金融海啸，卡尼迅速召集英格兰银行高级官员开会，连夜启动“凤凰计划”——单日向市场注入两千五百亿英镑流动性资金，协调七国央行同步降息，将英镑汇率波动控制在百分之二的生死线内，并重启量化宽松计划以提振经济。这些措施，成功降低了公投给英国市场带来的冲击。对此，国际知名财经媒体《金融时报》评价：“他用四十八小时改写了货币战争教科书。”《观察家报》则称：“当整个国家陷入非理性狂欢时，他始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冷静。”卡尼后来也坦言，那天是其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天”。其实在公投前夕，卡尼已经在演讲中警告“脱欧”将引发经济地震，结果一语成谶。

　　卡尼担任英国央行行长直到2020年，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英国“脱欧”期间稳定经济局势的缔造者，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

　　当然，对卡尼的评价也并非没有负面的声音。作为“脱欧”反对者和应对气候变化支持者，卡尼的言论亦常在英国引发争议。有批评者认为，作为央行行长，卡尼政治倾向太强。还有人认为卡尼的政策未有效推动英国经济增长，效果不尽如人意。

　　卸任英国央行行长后，卡尼担任了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特使。该职务为联合国秘书长直接任命的高级别协调官，主要负责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融资与合作。2020年，卡尼出任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副主席兼碳中和投资负责人，负责该公司全球环境、社会与治理投资和公共政策及气候相关投资战略，协调公司净零排放目标。

　　新冠疫情暴发后，卡尼出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政府的非正式顾问，为抗疫经济政策建言献策。特鲁多曾公开表示希望卡尼“帮助加拿大走出衰退”，坊间一度猜测卡尼有可能出任加拿大财政部部长乃至更高职位。

“为加拿大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卡尼的妻子戴安娜·福克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二人相识于牛津大学求学时期，1994年步入婚姻殿堂，育有四个女儿。2013年卡尼出任英国央行行长后，全家人迁往伦敦，至2020年卡尼离职，一家人重返渥太华生活。

　　卡尼的长女克莱奥·卡尼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任学生记者。她为杂志撰稿，还制作过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和环保意识的食谱。2023年，克莱奥主持一档关注烹饪与气候变化的对话节目，其中一期请来父亲卡尼参与。哈佛大学称她“在青年环保教育项目方面具备管理经验”。在父亲参选自由党领袖期间，克莱奥·卡尼在党代表大会上亮相，为父亲站台。卡尼的其他三个女儿私生活低调，仅知其中一人于2024年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

　　2021年春天，卡尼出版《价值观：为所有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一书。这本探讨以人为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著作，面世之后很快成为畅销书。同年4月，卡尼在自由党联邦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称：“我将尽我所能支持自由党，为加拿大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这被加拿大媒体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亮相”。

　　不过，虽然多年来卡尼的职业生涯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但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新人。2024年9月，卡尼被任命为加拿大经济增长工作组的领导人，为陷入困境的特鲁多政府制定经济改革方案。彼时，加拿大正经历四十年来最严峻的生活成本危机，自由党支持率跌至冰点。“卡尼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久经考验的经济方面的领导能力，他为所有加拿大人创造更美好经济的未来作出了贡献。”特鲁多说道。

　　就在此言发出后不到半年，2025年1月6日，因执政表现令人失望，特鲁多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一职。十天后，卡尼辞去所有商界职务，投身自由党领袖选举。然而，此前从未参与过选举的卡尼知名度较低。民调显示，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受访者认识他，而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识他的竞争对手——财政部前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十五万人参与了此次自由党内部选举的投票。3月9日，选举结果公布：卡尼以百分之八十五点九的压倒性得票率胜选，成为自由党新党首。五天后，卡尼取代特鲁多，就任加拿大第二十四任总理。4月28日，他又率领自由党在联邦众议院选举中获胜，从而保住了总理职位。

　　卡尼的胜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说是起了“助攻”的作用。面对特朗普“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的言论及其发起的关税大战，卡尼强硬地表示“我们绝不能让他赢”，并指出特朗普想要加拿大的“土地、水源和矿产”，是从根本上“毁掉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他在胜选演讲中发誓说：“加拿大人从未主动挑衅，但是若受到挑战，我们决不退缩！”

　　卡尼的当选创造了历史，他是加拿大首位从未担任过民选职位的总理。选择卡尼，加拿大民众将对职业政客的厌倦转化为对“技术官僚救赎”的期待。这不仅是卡尼个人命运的华丽转身，更预示着加拿大乃至西方政治生态的深层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