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才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其国家命运也因此为军工资本集团所操纵。艾森豪威尔曾警告美国要警惕军工复合体。
战争时期，军工资本对国家是有利的，军工资本也因世界大战坐大并反客为主。战争结束意味着军工市场消失，于是美国军工资本家为了赢利就推动国家战略理论向扩张和激进的方向发展，最终促使美国打了朝鲜战争。
真正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战略思想家是沃尔特·李普曼，他强调“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但主张从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凯南却被推上战略家的地位，并受追捧，凯南的背后就是美国的军工集团。
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进入冷战后，美国军工产业大发展，朝鲜战争对美国是灾难，对美国的军工却是狂欢盛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战争的逻辑：国内的稳定繁荣靠海外战争维持。
观察美国，应注意它自身固有的逻辑，即资本的逻辑，比如美元指数往往是美国政治的晴雨表，凡是美元低点时必然有大事。70年代初，美元持续下跌，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后美元逐渐回升。1978年，美元又到低点，这时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快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都大规模需要美元。由此，美元从货币变成商品。尼克松之后，美国从产品生产国变为美元生产国，脱实向虚。
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性大大降低，但美国当时的情报部门仍极力坚持苏联是敌人的定位，要搞“星球大战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军工产业的赢利。
关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安德罗波夫说：“美国人计划的底线是让我们的开销超出承受能力，当然了，美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大企业有活可干。”战后历史表明，美国军工投资率与失业率成反比，军工投资低的时候，失业率就高。
通过美国的基尼系数变化也可以看出军工生产对美国社会的作用，美国基尼系数较低的时期是1956、1965年和1968年，此时贫富差距也是较小的，这是因为发生了越南战争。
有战争，军工业就发展，人们就有工作，今天同样如此，美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战争，而这也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美国的全球扩张是制度和结构问题，因为没有全球扩张，资本就不能盈利。
自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已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员条件，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这就导致美国“肾虚火大”。“肾虚”是国内实体经济疲软，“火大”是干着急。2025年6月突发的“以伊战争”中，特朗普的干着急的心态和表现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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