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乡村行走。这天，我在麻柳看樱花。一是樱花开得早，二是麻柳离我家近。
有花就有蜂。我拍摄一只正在采花蕊的蜂，没想到，那蜂转过的脸，竟是人脸，像汪科毅。因为那只眼睛朝左斜。我心里惊悸，脱口而喊道：你，你，你是汪科毅？
没想到，那人脸蜂突然发出叫声：还我命来！
然后扑向我，在我眉心一蜇，我晕了过去。
好在每次野外步行，都有同伴。他拿出背包里的救急药卤米松抹上，不一会儿我醒来了，脑门上肿了拇指大块包。
同伴：啷个回事哟。
我的脑里就回放起汪科毅那张斜眼脸来。
20世纪80年代，宣传部理论科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一般两三年，就要下派到乡镇或部门去当领导。
汪科毅来到宣传部之前，是广播电视局（台）的一名编辑。比我大几岁，已结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占用了宣传部的委培名额———渝大哲学系学习两年，拿专科毕业文凭，毕业后就调来和我一个办公室工作。
他工作积极。比如，每天早上要打扫卫生，从办公室到地坝。他提前半小时来，到我们上班时，他已做了大半。半年后，他成了县委后备干部。我这人，虽然早到宣传部工作，一则年纪比他小，二则喜欢文学，对仕途没兴趣。
两年后他调到某区（当时管若干个乡镇）当副区长。
他下去后两个月，请我去做客，说是吃一种叫炒野蜂蛹的菜，特别香，还滋补。那时物质生活贫乏，对美味美食，人人向往。
这天，在一碗香，他隆重接待我。其实，炒野蜂蛹就是个噱头，一小盘，但确实香。其他菜一桌子，很丰富。
以往我俩关系不太融洽，他这样款待我，必有所求。
果然酒后叙茶，他请我帮忙———他在读函授本科，没时间写论文，要我帮他写一篇，他出钱买。我坚决推辞。一是他读的是哲学专业，我读的是文学专业。二是我咋能收他的钱呢？
或许是喝了酒，我晕乎乎的，最后还是承诺了帮他写毕业论文的事。酒醒了我好后悔。
那时没电脑，没百度，县上连图书馆都没有。我只有向外地的老同学救助，让他们给我寄资料和书，花了三个月，才把论文写出来。
他要给我100块钱。当时的100块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拒绝了。那时还没有有偿服务这个概念。汪科毅见我不收钱，只好转变方式，送了我一桶蜂蜜。
后来，我就没再和他多联系。直到某天，我一位纪委的朋友说：汪科毅出事了。
原来汪科毅辖下的乡村，有位养蜂万元户（当时万元户就是富人的代名词），想扩大养蜂群，需要从信用社贷款。这人找到汪科毅，说如果帮他贷款成功，给20%回扣。
汪科毅是副科级干部，当时工资是100多块钱一个月。一年就千把块钱。这回扣等于他近10年工资。
汪科毅出面找信用社，担保这笔贷款，担保金额5万元。
养蜂户也没有食言，兑现了一万元的承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第三年冬天，出现极端气温，蜂子被冻死了2/3，不能按时归还贷款。
养蜂户越想越亏，一是只拿到了4万，二是这次损失太大，恐怕三两年爬不起来，银行的贷款，根本没法还。
他再找汪科毅，要求继续贷款。这节骨眼上，汪科毅工作调动，到广播电视局任副局长，根本管不了信用社，贷不到款了。
养蜂男人走投无路，自杀了。他老婆心有不甘，就向纪委告发了汪科毅吃回扣的事。
后来的结果是，钱退赔，汪科毅被开除公职和党籍。他想不通，见到蜂子就扑，嘴里说要杀死世界上所有的蜂子，显然神经受了刺激，疯了。
再后来，他去扑一包马窝蜂，被活活蜇死。
1999年我到报社作副刊编辑，汪科毅的事渐渐忘却。我对人脸蜂说：你自己作孽啊，不关我的事。
没想到，那人脸蜂却说：咋不关你事呢？要不是你在办公室排挤我，我会去基层当领导？
哎，我听得毛骨悚然———这是哪个理？自己钻营往上爬，却来怪我，真是无理取闹。
可是，我和一只野蜂，能讲得清楚道理吗？
人脸蜂飞走了。蜂子蜇了人后，也要死亡。但我已无心情踏青，再看那些樱花，惨白惨白的，像是送给死人的花圈。
（编辑 阿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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